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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的建议 　　新《刑事诉讼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写入总则，并从立法层面上首次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则的制定有利于规范侦查人员的取证行为，遏制刑讯逼供，保障人权，较之以前规定内容更加详尽，但尚存有待完善之处。笔者个人认为，需要制定更为详尽的细则。 　　一、建立庭前证据展示制度 　　我国目前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一些有关非法证据的规定，没有建立庭前审查制度，以致于使非法证据可以直接进入法庭，出现在法官面前，对法官心证产生重大影响。对此，我们可以参照国外的制度设计，设置预审法官，由他来完成证据的庭前审查，将非法证据挡在法庭之外。当然，庭前审查法官要回避正式的开庭审理。关于证据证明力的问题，不应当在庭前审理中加以确认，而应该交由正式开庭后的法官予以确认。 　　二、建立健全同步录音制度 　　新刑诉法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在文字记录的同时，可以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从该项规定中可以看出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以外的，法律并没有强制规定要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司法实践中，多数非法证据证据产生于刑事侦查阶段，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的羁押阶段。侦查部门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并不必须进行现场录制录音或录像。人民检察院无法证明证据是通过合法手段取得。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当强制实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于讯问嫌疑人的过程、制作文字材料的过程都要刻盘附卷。这样一来既能够加强，讯问笔录的说服力，证明证据是否通过合法的方式取得，防止嫌疑人翻供，推翻之前的供述。同时，在录音，录像在进行侦查取证的工作，可以约束侦查人员的行为，防止体罚、殴打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出现，促使侦查人员文明办案。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强化证人（包括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证人应当出席法庭并接受各方询问。但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者寥寥无几，法院审判主要采信书面证言，这已经成为我国庭审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究其原因，既有立法上规定证人不出庭的后果规定不明确等原因，也有司法人员片面强调实体公正，注重诉讼效率、忽视当事人质证的诉讼权利等问题。 　　在一个案件的证据中，与证人、见证人相关的占了很大比重，如证人证言，扣押物品时的见证人，辨认时的见证人、检查、勘验时的见证人。因此，为了使证人更加客观的发挥证明作用，进一步证明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应当完善强化证人（包括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例如：在立法层面，细化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以及明确未履行作证义务的法律后果；进一步建立健全对证人隐私的保密，证人安全的保护制度。 　　四、适度扩大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 　　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针对的是通过违法手段直接取得的证据。针对非法证据派生的证据的排除问题，鉴于中国刑侦技术手段落后，刑侦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薄弱，短期内完全排除“毒树之果”是不现实的。借鉴外国有关方面的成功经验，现阶段可以分两种情形处理：（1）如果派生证据系非常严重的违法手段如刑讯逼供取得，则该派生证据不能使用，如果派生证据系一般违法如审讯中的诱供等产生，则派生证据可以使用；（2）对于因程序不合法而获取的原生证据派生出的证据原则上不应排除。如此一来，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毒树之果”，但显然进一步适度扩大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也就扩大了保护人权的空间。 　　五、完善侦查手段与改进硬件装备。 　　“我国的侦查以抓获嫌疑人为中心，取证以获取嫌疑人的口供为中心，这种落后的、原始的侦查方向、证明方法是导致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很多时候正是因为侦查手段单一，辅助侦查的的一些技术设备落后，导致侦查人员获取证据无法从更多地途径着手所以，而使侦查人员 “迫不得已”采用违法的手段获取言词证据。在当下，随着犯罪的隐蔽化、智能化，侦查取证更是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为了防止证据提取的局限行，就应当在侦查硬件装备上加以完善。一要加大基金投入，以完善、改进刑事侦查的硬件装备。二要针对取证的难点，发明或改进相关的技术装备以丰富侦查、取证手段。 　　六、加强执法人员的人权意识，提升法律素养 　　人权并非西方的专利，正在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中国，越来越重视人权建设。在这个大环境下，作为国家机器的一个重要部分，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应该加强人权意识、提升法律素养，依法、合理履行自己的职责。当社会形成一种良好的尊重公民的权利、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违法违规行为必然受到追究的氛围时，那些野蛮的、原始的、愚昧的、荒唐的非法取证行为就会很快失去生存的土壤。鉴于此，笔者建议，第一、在制度上对执法人员的“准入”设立一个门槛，确保能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