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无限，机遇可期.docVIP

内容无限，机遇可期 　　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博业主要包括遗产与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这主要就是对文博事业的要求，当然这也对文博出版业指明了更清晰的发展方向。 　　热词：译林出版社 文博出版 专业出版 　　出版业，一向强调内容为王。译林出版社的传统强项是外国文学，之后又拓展到文教、社科、传记等各领域。2006年起，缘于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出版《国际博物馆》杂志中文版，译林社涉足博物馆与文化遗产领域。作为当事人，笔者也得以“跨界”数年，从负责一本高端学术杂志的引进出版，到行业学术图书的翻译引进，再到文博原创图书的策划。在此写下一点心得，供出版界同仁与博物馆界方家批评。 　　首先强调传统出版在与文博行业跨界交流中，应当以行业发展服务为要。原因很简单，至少到现在为止，文博业的普遍观念，是将出版作为实现博物馆教育、收藏、研究、传播职能的手段，而且只是众多手段之一。与一个博物馆的年展览量、年观众量相比，某个品种的出版物是很难在其考量体系中占到很大比重的。这一点从国内博物馆设置中几乎没有专门的出版部门也可略见。出版往往是博物馆各个业务部门在完成本部门任务之后所需要的一个成果体现渠道，像苏州博物馆专门设有编辑出版部的较为少见，像上海博物馆由社会教育部门承担绝大多数出版任务、甚至有选题开发等功能的，亦属稀有。南京博物院与译林出版社合作一家机构，可能算是更为特别的理念了。 　　文博行业中有足够的内容资源可供出版社发掘。大致包括考古报告、图录、学术著作与普及读物四种不同的形式。 　　考古报告：读者量虽小，含金量颇高 　　毫无疑问，考古报告是文博出版物中读者量最小、同时也最具有学术含量的一种。国内各出版机构中，文物出版社、科学出版社考古分社是全国考古报告出版的集中地，其余则散见于地方科技出版社之类。 　　考古报告的作者，基本上是各地考古所或博物馆考古部，对他们而言，一次考古发掘没有一份正式出版的、具有学术价值的考古报告，显然是有所遗憾的。对出版社而言，考古报告几乎都可以获得作者方的资金支持，同时具有获奖潜质。对于读者群来说，也只有极少数专业读者会对此感兴趣，且这部分读者里文博从业人员又习惯于通过资料交流而非购买获得，业外人士则欲购无门。可以说，在社会化媒体与网络发展之前，考古报告基本上摆脱不了量少、价高、难买的命运。 　　考古报告的读者群与一些学术著作读者群类似，有一个重要的特点：相对稳定且不断发展。这时，社交媒体的出现其实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人以类聚，当文博专业人员与喜爱考古的读者有机会通过社交媒体在同一个社交圈交流时，出版社就可以使这一媒体变成宣传考古报告的平台。在新浪微博上比较活跃的认证账号“考古书店”，据笔者观察，他们通过这一平台在开拓专业读者方面肯定是很有收获的。 　　译林社至今尚未出版过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考古报告。作为文博图书主要策划者，我社并非对考古报告不重视，而是权衡了编辑力量后给自己的定位。一是因为考古报告的专业性太强，若没有合适的学术编辑，很难把握质量关。二是考古成果与考古报告的出版往往时隔很久，某个重要考古发现之后，需要考古人员大量、长期的研究工作，一二十年后出版考古报告的现象相当普遍。三是因为有文物出版社与科学出版社这两个更专业、更合适的出版机构在前，因此，相对学术译作、图录等品种而言，考古报告非我社强项。 　　图录：印数少、定价高、流通窄、有出版资助 　　中国博物馆每年举办的展览越来越多，据《中国博物馆重要陈列展览年度记录2011-2012》，该书收录年度全国举办的重要展览陈列至少有363个，一个展览一本图录几乎已成惯例（本处所提及的图录，其主体是博物馆行业，而非其他社会力量编写的收藏鉴赏类图录）。加上每个博物馆都有几类图录，如博物馆全馆介绍图录，专题藏品图录，常设展览图录，临时展览图录，图录在博物馆出版物中占了极大的比重。其形式特点为：印数少，定价高，流通窄，以及有出版资助。国内博物馆图录出版的主要力量，无疑是文物出版社，其余则散见于各地美术专业出版社。出版这一环节在图录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多半扮演的也是“加工厂”角色。 　　其实，出版社在处理此类选题时，如果能做到前期介入，参与策划，还是可以更多发挥主动性。2013年，南京博物院策划了“藏?天下――庞莱臣虚斋名画合璧展”。该展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三馆馆藏精品，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在策划展览同名图录时，相关编辑从展品选择时便开始介入，大到展览部题确定，小到展品标签，以及英文翻译、摄影及图片处理等各个环节，编辑与博物馆策展人员一直并肩工作。好的展览促成了优秀的图录，反之好的图录策划，不仅可以提升展览的品质，还扩大了展览的影响。以此书680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