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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中性文献：Lucas, R., jr.,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ET, April, pp.103-24.Lucas, R., Jr., 1996, “Nobel Lecture: Monetary Neutrality”, JPE,104(4),pp.661-68加尔布雷思与戴瑞提，1997（1994），《宏观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Champ Freeman, 2001, Modeling Monetary Economics, 2nd ed., Cambridge U Press.McCallum, B., 1983, “the Role of Overlapping-Generations Model in Monetary Economics”Lucas，1996：导论关于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就业和产出，已经有大量的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所以似乎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其实不然。休谟的论述：1752年，货币论；利率论。两段关于数量论的表述：货币存量的单位变化，对于理性人的行为没有影响。注意他的说法，“货币突然全部消失”。但是也有另外不同的表述：“假设出现了奇迹，每个英国人在一夜之间，口袋里多出了5个英镑”。［这就是货币的注入过程。］现实中的货币变化当然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注意，这仅仅是表述的问题呢，还是应该引起重视的关键性的问题呢？接下来的两段表述：货币数量的扩张或收缩，可能引起经济的繁荣或萧条。这里存在一定的矛盾，困难在于研究方法，即使像休谟这样的语言大师，单凭文字很难解决。所以说，两种对立的观点之间的冲突，即货币的变化仅仅是中性的单位变化，和货币的变化引起就业和产出同一方向的变化，自从休谟以来，一直是货币理论中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如果说没有完全得到解决，至少可以说在两个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理由第一是纯理论方面的：在什么样的假设条件下以及对于什么样的货币变化，我们可以预期货币变化是中性的？（借用帕廷金1965年的用语）；自从休谟以来，我们的理论分析工具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第二则是经验方面的，而且同样重要。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关于货币、价格和产出的证据。证据我们不太清楚休谟得出他的货币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大概是根据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常识，进行纯粹的理论推导。数量论的核心观点是，在长期中，货币的增长对产出的增长率是中性的，与通胀率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货币数量与产出的关系；与通胀率的关系；等。还有什么经济理论，比货币中性更能符合这些证据呢？理论反应休谟虽然对长期中性问题进行了严格的论述，但是另一方面，就短期分析而言，无论理论还是经验分析均显不足。过去一个多世纪，货币理论中似乎长期存在双重标准。中性假说主要是通过比较静态均衡来发展的：调整。将休谟的理论放在凯恩斯1930年的《货币论》中、放在哈耶克1933年的《货币理论与贸易周期》中，还是放在帕廷金1965年的《货币、利息与价格》中，似乎不会有时代错乱的感觉。他们的共同点在于，试图解释个人如何解决跨期优化的问题。然而，他们缺乏研究动态调整的数学工具！30年代的大萧条改变了人们的注意力，使得对货币中性问题的深入研究变成了对货币政策短期刺激作用的研究。凯恩斯《通论》正是这种焦点变化的产物。此外，丁伯根的计量模型也脱离了早期的货币理论传统。（在20世纪30、40年代的环境中，这些做法的优点在于似乎能够利用数据，给出具体的、可以量化的政策答案，因此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学者。）60年代，有两类宏观经济理论，都宣称属于凯恩斯传统。其一是帕廷金的理论，试图在扩展了的静态均衡理论基础上，统一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其中利用了“摸索”概念来代替具体的“调整过程”，这在很大程度上注意到了与早期传统货币理论的联系；但是这一理论缺乏宏观计量模型的可操作性特征。其二是宏观计量模型，能够利用数据模拟政策问题的答案，但是不能解释与微观经济理论与古典货币理论的关系。大家都认识到自己的缺陷，都在试图寻找“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但都是“lip service”。不过，这些努力的结果，确实促进了跨期决策问题的研究。最终，动态经济学成为货币理论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不再仅仅是浅尝辄止、模模糊糊的“摸索”。60年代早期的宏观经济模型的流行做法是，认为所有设解跨期最优决策的个人或部门能够整合在一个模型中，人们沿着凯恩斯和丁伯根的路子，将消费函数、投资函数等等，合并在一个关于整体经济的宏观模型中。然而，个体的跨期决策必然要涉及到预期和未来价格问题。怎么办？一种做法是假设价格是给定的；另一种做法是采用适应性预期，来容纳企业与居民的优化问题。然而，这些模型中关于微观个体的“实际”均衡价格与收入不但与价格预期无关，而且相互冲突。穆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