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手起家”的科学大师.docVIP

“白手起家”的科学大师 　　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谢家麟把仅剩的一点精力都留给了“粒子加速器”。他坚持看英文专著和学术论文，85岁时还向学生推荐《自然》杂志上最新的文章；迈过90岁的门槛，他每周一仍拄着拐杖，去中科院高能所“问问所里最新的科研进展”……一切都和过去60年没什么两样。 　　只是，如今，在玉泉路那个四四方方的大院里，人们再也见不到他的身影。2016年2月20日，国际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11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先生因病在京逝世，享年96岁。 　　在谢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人们回顾这位科学家“钟情”一生的事业：研制世界上能量最高的医用加速器、研制我国第一台可向高能发展的加速器、研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为纪念他在粒子加速器科学技术上的贡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还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谢家麟星”。 　　桩桩件件，半个多世纪以来，谢家麟的名字一直和“加速器”绑在一起。“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放弃。”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任高能所副所长的张闯说。 　　不过生前，当聊起自己学术生涯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时，谢家麟是这么总结的：“我就是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6年前的一天，谢家麟在自家几十平方米的小屋接待了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来访的同事。当时对方正为他准备申报国家最高科学进步奖的材料，很多证书都需要找到原件。 　　结果，谢家麟颤颤巍巍地从房里抱出一摞废报纸。 　　整个下午，在那堆“废报纸”中，两人一会儿抽出一张戳着部委章子的奖状，一会儿又翻出鎏金大字写就的“国家级”硬壳证书，可左找右找，也不见那张标着“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的证书。那一年，谢家麟90岁。他的记忆力已大不如前了，他搞不清证书放在哪儿。 　　这个“什么都不怕”的物理学家在1955年离开斯坦福大学回国，回来就遇上“最糟糕的情况”。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一无所有”再加“一无所知”。加速器试验用的元器件和装置，基本是“要啥没啥”，试验人员全是新分来的大学生，不少人连加速器是什么都没听说过。 　　“我们想吃馒头，但什么都没有，能怎么办？” 　　“从种麦子开始！”谢家麟自问自答，扯着嗓子喊出这句口号。 　　这位刚过而立之年的留美博士，带着十几个大学生、一篇论文和一张加速器外形图，从画图、打造零件开始做起我国最早的电子直线加速器研制工程――顺便还给“同事”挨个补习“核物理”“电子学”“微波技术”等课程。 　　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李广林还记得昔日“热火朝天”的景象，在工厂研究试验器材，戴着黑框大眼镜的谢家麟把中山装一脱，衬衣袖口一挽，就加入了学生搬运大件儿的队伍，“一点儿领导架子都没有”。这和李广林印象中“大科学家的形象”完全不符。谢家麟能和大学生“打成一片”。上百万元的子项目，他组织讨论后，当着众人面宣布采用新同事的意见。 　　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把试验器材做砸是常有的事儿，但人们始终没见谢家麟生气过。他不训人，只叫齐了人再把器材的原理仔细梳理一遍，最后撂下一句“咱们再接着做”。 　　一次，李广林半夜折回实验室，发现自己的“老师”一个人默默坐在实验台前，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蒂落了一地。 　　高导无氧铜的波导管、加速腔、电解槽……一个个器件完成后，十几人的小团队还多少掌握了些焊接、车床技术。8年后，我国第一台高能量电子直线加速器建成，随即投入“两弹”研制工作。后来，这台加速器还陆续在灭菌保鲜、肿瘤治疗、环境保护等领域应用。 　　那时，常常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的谢家麟已患上肝炎。他戒了烟，但没有停止工作。 　　“文革”后，中央决定下马高能加速器工程，谢家麟又一次做了“先种麦子”的决定。他和同事朱洪元全世界跑，张罗着不同肤色不同语种的专家坐到一块儿，谈谈“加速器的未来”。最终，他们确定了正负电子对撞机方案。 　　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个想法是“极为大胆”的。此前，高能所的研究都集中在已有一定研究基础的质子领域，唯独他提出的方案是全新的。那时大多数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不过3万元经费，要把差不多9000万元的“天文经费”用在这儿，没人敢打保票。 　　很多人回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过程，就是一段漫长的“废寝忘食”的日子。 　　谢家麟因为肝病，落下了严重失眠的后遗症。为了工作，他需要足够的休息，这个60多岁的老人开始偷偷地吃安眠药。严重的时候，一晚上连吃三次药才能入睡。第二天早起开会，他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甚至无法掌握方向。 　　一年后，他找到中科院领导，请求辞去工程经理的职务。那是在1986年，工程已走过设计、预研、部件加工，就剩下最后一环――安装。 　　“他原本可以等到完工的，可谢先生说，自己精力不够了，应该退位让贤，交给年轻人去做。”张闯很敬佩，“谢先生真是一点儿不计较名利。” 　　在给谢家麟整理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