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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重构中国医疗版图 　　“非公立医疗机构和民营医疗机构是一样的，只是叫法不同。只要是股份制，社会资本占到51%以上就不是政府所有，就是非公。非政府举办，就是非公。”赵淳说。 　　“如何界定华润、中信等国有资本参与改制的医疗机构？”记者问。 　　“那些医疗机构不能算是非公立的。”赵淳思考了一会儿，给出了答案。 　　“那就是公立的？比如昆明儿童医院，仍属于公立医院？”记者问。 　　“对。”赵淳沉默了一会儿，燃起一支烟，“华润是央企，它控股的医院属于国有资产控股。也就是说，华润用国家的钱收购了国家的医院。两家都是国有资产，因此大产权来说昆明儿童医院还是国家的。” 　　“你说呢？”赵淳犹豫了一下，问坐在一旁的赵亮。 　　“至少在昆明当地看来，他们把它归到了非公里头。”赵亮说。 　　“那企业医院呢？很大一部分企业医院并不想把自己划拨到公立的范畴里头。因为政府不给一分钱。”记者说。 　　“企业医院是公立的，因为企业是国有，资金来源是国有。政府不给钱不等于不是公立医院。那医院当初是谁投资的？楼是谁盖的，设备是谁买的？”赵淳朴态度坚决地说。 　　7月末的一天，《中国医院院长》与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常务副会长赵淳、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副秘书长赵亮有过一次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概念的讨论。 　　起初，赵淳认为这是一个略显枯燥的话题。自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于2014年8月成立以来，就任常务副会长的赵淳认为“纠缠非公立医疗机构的概念没有多大意义”。 　　“企业医院不属于非公，只是在中国医院类型中叫企业医院，是公立医院的一种模式。华润与其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医疗机构属于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属到非公里头。但这类医疗机构绝不是纯民营，也绝不是纯政府办。”赵淳说。 　　“昆明儿童医院引进了企业化管理机制，完善了法人治理，和公立医院不一样。医院的属性变成了社会办，但在社会办医里头又不能归到私人里头，它是社会办医的一种模式。”赵亮说。 　　“昆明儿童医院的管理机制发生了变化，华润通过董事会介入医院管理，这是若干非公模式中的一种。目前，新的模式都在探索中，我们也分不清。有的确定了投资方是民营资本，那就是非公立医疗机构，但有的就是很模糊的。”赵淳表示。 　　从2013年底开始，“非公立医疗机构”这个名词逐渐兴起，一股又一股的办医力量不断把它推向焦点前沿。人们慢慢意识到这是一个难以明确界定、却是更为宏观和庞大的概念，其背后伴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所迸发出的新的资本力量的强势参与。在大变革时代，中国医疗改革或主动求变或被动裹挟前行，但无论如何，非公医疗的崛起都势不可挡。探寻背后的发展逻辑、梳理生存模式和脉络，有助于判断中国医改未来趋势和可能走向。 　　矛盾纠结下的选择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5月底，全国共有公立医院13 326个，民营医院13 153个。相较去年同期，公立医院减少54个，民营医院增加1487个。在官方的各类统计和分类中，与公立医院相对应的一直是民营医院。 　　官方出版的卫生统计年鉴也把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并且给出了定义。公立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的医院。民营医院指经济类型为国有和集体以外的医院，包括联营、股份合作、私营、台港澳投资和外国投资等医院。 　　此外，卫生统计年鉴又按主办单位把医疗机构分为政府办、社会办和私人办。政府办包括卫生行政和教育、民政、公安、司法、名团等行政部门办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办包括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按照此分类，企业所属集体所有制医院应归在社会办医的范畴中。而在政府下发的各类政策文件中，社会办的医院都属于民营医院。如今年6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控制公立医院规模，降低社会办医门槛。 　　官方定义出现的矛盾在相关人士那里有也所体现。赵淳认为企业医院属于公立医院，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庄一强则把其归到民营医院当中。企业医院的院长和员工也持有不一样的观点。贵州水城矿业集团总医院院长唐元明明确告诉《中国医院院长》，他所在的医院不属于公立医院，因为政府对这样的医院从来都是持置之不理的态度，“没有任何投入和关心，卫生计生委开会也不会通知我们。”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院长王隆雁在早先接受《中国医院院长》采访时也谈到一个细节，“有一个卫生计生委的官员告诉我，我们医院是民营医院了，可以自主定价。后来我问一个国家卫生计生委的官员，得到的回答是医院还在公立医院名录里。”王隆雁被这种情况搞得哭笑不得。 　　享受不到公立医院的待遇，又不愿把自己归入民营医院阵营，一些企业医院院长就说医院是非公立医疗机构。 　　由于历史原因，企业医院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