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明：孤独大国的记录者.docVIP

严明：孤独大国的记录者 　　我也愿意回答所有人关于路的探问， 　　几年前的冬天，严明在河南浚县的一家旅馆住下，傍晚天降大雪，他拿着相机往西边山上的娘娘庙走，鬼使神差地，在破庙的院墙角落里，他与一尊无头将军石像相遇。石像的身体姿态还在，肩头刚落了一层白雪，唯独没有脑袋，冲着严明抱拳施礼。他陡然一惊，按下了快门，却几乎不敢与它对视。“看上去是他掉了脑袋，实际上是我们糊涂，我们精神文化还要吗？看上去是他残缺，其实是我们走失了。” 　　这张照片，就成为严明的新书《大国志》的封面图片，他认为最能代表书名三个字想表达的含义：这是一个大国文化和历史的碎片，碎片中看到了我们曾经“大国”的样子，而这具破碎的残躯遗立在那里，仿佛讽刺着人们曾经的狂妄和愚昧。 　　一个人，一台相机，一叠胶卷，一只背包，这些年里，严明就这样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城乡小镇，留下了丰富的影像作品。他像一位深情而孤独的记录者，用他的相机，记录着这些年时间留下的痕迹，也记录着时间悄然而过在他生活中留下的痕迹。 　　导演贾樟柯说，“他是一位诚实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当下大众消费文化和商业主义盛行的时代，大多数艺术作品隔靴搔痒，避重就轻，哗众取宠，而严明则心怀悲悯，直面苍生，苦行僧般探寻并记录着这个时代的真实，念念在定。” 　　孤注一掷的选择 　　“忧虑时常伴随着我，我不希望自己就像传统观念里的人那样，彻底脱离了某种不安全感，彻底解决了某些问题。我一直过着一种有忧有虑的日子，这没什么不好。”现在，他出了两本书，在摄影界小有名声，他依然觉得自己的日子有忧有虑。但这种日子，让他能够有所期待。 　　2002年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那是严明人生头一回摸到相机，他细细把玩，从此便深深“中毒”。第二年，“非典”爆发，他记忆深刻：自己拿着相机在大街上拍来拍去，周围来来回回都是戴着白色口罩的行人，行色匆匆、惊魂未定。 　　严明大学学的是中文，在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之前，他曾做过中学老师、摇滚乐手、唱片公司企宣、报社的记者，如果不出意外，他大可以在体制里滋润地生活着。可是，他说：志不在此。 　　2010年初，严明从南方报业辞职，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这是赤裸裸的“裸辞”。在此之前，他在媒体行业呆了十年，干过文娱版的记者，后来爱上了摄影，从扫街的业余训练开始，从文字记者改道成为摄影记者，一路拍到获得国际摄影奖的专业级别。尽管如此，脱离单位对严明还是件需要勇气的事，他不知道未来的路会怎么样，也不知道这份所谓的“自由”职业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作为典型的70后，他身上理想主义得一塌糊涂。 　　辞职后他发现前方是一片空白，而自己的生活态度也变了，面临着要自己规划、管理自己。“那段时间，我发现自由不是单纯的一件好事，自由的前提是伴随着自己需要自制，客观上讲是孤独的，像是孤军奋战。”每一次人生的转折期，于他而言都是一种重大而严肃的抉择。人类百分之八十的决定都是基于恐惧，每天都会面临无数决定，会犹豫、害怕、有顾虑，不管最终做出什么选择，都得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严明只能确定一点――要用他所能够支配的时间去做摄影这件事。 　　“我之前做过很多不相干的行业，干到最后我发现我需要摄影，我要用大量的时间去做摄影这件事。刚开始也犹豫和徘徊了一段时间，后来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就痛下决心离开报社。” 他对物质并没有太多的欲望。体制里的生活不能够给严明太多自由的时间去摄影，除了辞职，他没有更好的两全其美的办法。这种时间的急迫感催促着他不断向前，哪怕是孤注一掷。 　　他最好的状态是在2011年，那是他非常疯狂的一年，作为一个创作者，那一年他最勤勉、出片最多，只要不是在家，他都是在漂泊。回想那个阶段，他甚至愿意回去再穷一年，而换来那种创作欲最强烈、作品质量也相当好的状态。成为自由摄影师，他用了五年时间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我到三十多岁还没有摸相机，其实任何时候都可以开始做你想做的事。问题是你真正想做才行。” 　　谦卑和诗意 　　在第一本书《我爱这哭不出来的浪漫》中，严明讲了不少自己在摄影路上的事情和想法，但这一本《大国志》中，他更多地讲童年。“昔日龌龊也并未让我感觉寒碜羞涩，因为那是源头。它让我成了怎么样的人，它教给我为什么事心动、关切并且执拗，也导致我为什么人而在意、心软和舍不得。而后这些东西都会跑到我的画面上去，越聚越多，成为我精神的后路，成为我的大国。” 　　《大国志》中多了更多的照片，每一张都是严明精挑细选，那里有他淡淡的惆怅，也有他满满的期待。他也大量地在删除作品，拍那么多，并不都是对的，也会错过机会，也会失手，有一些环境、状态、气氛，并不是最佳的状态。做摄影师，最重要的一点，还要懂得取舍，他始终相信，好的照片只有一张。“我看到一个景象，眼前一亮，头皮一发麻，这就是个讯号，我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