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docVIP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摘 林毅夫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年10月 自我实施的协约并不需要第三方来监督协约的实施，来决定是否有违约，以及是否去强制施加惩罚。当第三方干预的成本非常高时，自我实施的协约就是对第三方有产钳替代，眀能保证交易的继续。不过，只有在游戏是重复时，自我实施的协约才能维持。关于自我实施协约的进一步讲座，参见Telser的文章（1980）。（P26） 在改革以前，计划在农业中的普遍性是粮食自给自足政策的结果。由于谷物牌价被压低，一个地区向国家卖出的谷物越多，等于他们支付的税额越高，因此，那些粮食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就不愿提高粮食产出水平。（P70） 7种粮食作物为：稻谷、小麦、玉米、土豆、高梁、小米、大豆；12种经济作物为：棉花、花生、油菜、芝麻、黄麻、麻、甘蔗、甜菜、烟草、柞蚕、桑蚕、茶叶。（P86） 一般公认，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研究资源的有效分配要求将资源分配到发展以下新技术：节约变得日益稀缺的生产要素；（2）能够用于具有更大市场需求的商品；（3）更进一步地，一般假设，一个分散的分蘖研究体系能按上面的两个诱致性技术创新假说——要素稀缺性诱致的技术创新和市场需求诱致的技术创新——有效地分配科研资源。（P167） 近来对技术变迁内生化方面的努力是循着两条线索发展的：一条关注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另一条是关注市场需求。前一个是希克斯—速水—拉坦—宾斯旺格假说。它假定，一种要素相对价格的提高，会诱致能节约该要素的技术类型的创新。第二种方法是施莫克勒—格里克斯假说，它假定在其他情况不变时，对一种新技术的可得性是对该商品的市场需求的函数。因此，最优化要求一个科研机构将资源更多地分配到开发适用于具有较高价格或较大商品的新技术。（P169） 李约瑟之迷：许多历史学家都承认，迄至14世纪，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她已到达通向爆发全面科学和工业革命的大门。可是中国却没有再往前迈进，因而，当17世纪后西方的进步加快之后，中国就远远落后了。李约瑟博士归纳为如下具有挑战性的两难问题：第一，为什么中国历史上一直远远领先于其他文明？第二，为什么中国现在不再领先于外部世界？（P235）对于这样一个矛盾的问题，一些优秀的学者已经提出过好几种解释。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两类：技术需求不足论和技术供给不足论。（P236） 关于中国后期停滞的一种广为人们接受的假说就是“高水平均衡陷阱”。它最早是由Elvin（1973，Chao,P17）提出来的。他提出，中国的停滞缘自于人地失调。他的假说经过唐宗明和赵冈修正之后，可以概括地表述为：中国早期建立的一些“现代”制度，如家庭耕作制度，不限制具有一定身份的人才能继承土地的所有权制度和市场制度，为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因此，中国的科技进步速度在初期是非常快的。可是，中国家庭由男嗣传宗接代的思想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老套套了早婚和人口高出生率，从而赞成人口的急剧膨胀，经济条件恶化，而可耕地面积不断扩大的可能性是十分有限的。所以到了最后，中国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局面。人地比率的上升意味着劳动力越来越便宜，资源和资本越来越昂贵。这样，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也因之降低。再者，人地比例的提高也暗含着人均剩余的减少。结果，中国积累不出足够的剩余来持续工业化。（P236） 我对解释李约瑟之谜的假说如下：在前现代时基，技术的发明基本上源自于实践经验，而在现代，技术发明主要是从科学和初阶中得到的。中国早期在技术上独领风骚，其原因在于，在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过程中，人口规模是技术发明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中国在现代时期落后于西方世界，则是由于中国并没有从以经验为基础的发明方式，转换到基于科学和实验的创新上来。（P245） 《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摘 林毅夫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 大本文中，制度被定义为一系列人为设定的行为规则。这种规则能约束、规范人们的相互行为，帮助他们形成对别人行动的预期。在约束人的行为时，制度表现为一定的行为规则和准则。（P16） 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节约，即让一个或更多的经济人增进自身的福利而不使其他人的福利减少，或让经济人在他们的预算约束下达到更高的目标水平。在获取制度的基本节约功能时可以有几种重要而又非常不同的方式。其一是利用潜在的规模经济、专业化和外部经济。许多不同的制度，包括制度（比如契约、商品和要素市场）和非市场制度（比如厂商和社区）都具有这些功能。另一增进福利的方式是防止个人或团体犯错误。（P17） 制度的另一基本功能是再分配功能。 奥尔森（Olson,1965,1982）、哈定（Hardin,1982）和他们的追随者对集体行动理论的主要贡献集中于鉴别有助于达成集体行动的团体特性。具体而言，奥尔森及其追随者认为集体行动在以下情况下更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