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和学校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影响.docVIP

家庭和学校因素对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影响 【摘 要】本文全面研究了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的学校因素和家庭因素及其变化趋势，试图通过个体进入社会前的影响因素来表达隐藏能力的影响。通过回归分析和相对重要性分析发现：父母收入对子女收入有着最重要的正的作用，而较高的父母职业地位对子女收入的影响系数为负；大学质量和在中学阶段的表现是影响个人收入和教育收益率的重要的学校因素，但中学质量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并不大；数据及结果的时间变迁说明了，我国社会变革在劳动市场和居民教育的进步上体现出了良好效果。 【关键词】城镇居民收入；教育收益率；家庭因素；学校因素；隐藏能力 一、引言 自1960年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以来，人力资本就成为经济增长、收入及教育经济学领域的基本概念。从微观来看，个人倾向于通过教育等手段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来提高个人收入，另外，家庭和学校等个人成长环境也对人力资本水平有着重要影响。随着人力资本研究的深入，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率也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对于教育收入关系及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尤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设计具有重要作用。 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要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教育收益率①，并且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收入与家庭背景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Corcoran（1976，1990）对家庭背景和教育收益率的问题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指出：拥有社会经济特权父母的个人收入要高于正常个人，大部分研究由于忽略了隐藏能力②所带来的异质性问题而低估了家庭背景的影响。与Corcoran的理论相印证的研究有很多，例如1986年Heckman和Hotz对巴拿马的研究中发现了父母教育与子女收入的显著关系。另外，学校质量是教育收益率影响因素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尤其是大学质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正如Behrman and Birdsall于1983发表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教育收益率本身是对教育年限收益的分析，加上学校质量，学校教育对收入的影响就能比较全面地展示出来。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个人收入和教育问题也得到了广泛研究，然而，由于数据收集等方面的困难，对于家庭背景及学校质量等方面的研究在近10年才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李雪松和赫克曼（2004）开创性地进行了关于异质性教育回报率估计方法的实证研究，李实、丁赛（2003）和邓峰（2013）进行了关于城镇教育收益率变动趋势的研究，张世伟（2008，2009）对于家庭教育背景对于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做了详尽研究，Hai Zhong（2011）关于中国高等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做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采用Mincer收入模型，其典型思路是，将一个人的收入看作其经验能力的结果。 可见，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已经指出隐藏能力所产生的个体异质性在收入决定中的重要性，将其忽略将导致收入回报率估计的偏差。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多数学者采用更高级的计量方法予以修正来得到更加准确的教育收益率，但对于隐藏能力的成因及影响并没有充分且具体的研究。然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对于个人生活水平提高，优化家庭教育投资策略和改革教育机制都是有益的。本文将影响个人收入的因素按照人生阶段划分为进入社会前因素（后文简称社会前因素）和进入社会后因素（简称社会后因素），并且认为，包括所有教育和家庭因素的前者决定了一个人绝大部分的隐藏能力，而后者我们简化为仅用工作经验表示。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对各社会前因素对于个人收入影响的验证和探索，以之表示个人隐藏能力的来源和影响。 二、计量模型及估计方法 自1974 年Mincer 首次提出运用收入方程来估计教育回报率以后，mincer收入模型成为劳动经济学及人力资本相关的文献中最普遍应用的模型，本文即采用这一模型，普遍应用的mincer收入模型为： 在经典的mincer收入模型中，隐藏能力是包含在误差项中的，这将导致采用OLS回归的经典mincer收入模型产生偏差。mincer之后的很多研究都考虑到了个体的隐藏能力所导致的异质性问题，对我国的相关研究也不例外，但之前由于数据的缺失，个人隐藏能力仍无法在估计式中得到体现。 有些学者认为研究此问题用工具变量法（IV）进行回归比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回归要合适。但是，更多的学者认为OLS的估计值和IV的估计值只是下偏与上偏的区别，而不能说IV估计一定比OLS估计更为准确，正如李雪松和赫克曼（2004）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在此文中，李雪松和赫克曼展示了他们极具意义的工作，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方法――边际政策效应（MTE）来更精确的估计教育的异质性回报。 由于CHIP2002给出了比较全面的调查数据，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整理，得到一系列能够较为全面的反应个人隐藏能力的数据，最终建立一个包含个人进入社会之前的各种因素的模型。鉴于此，本文所运用的估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