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对儒家天命观的发展及意义概论.docVIP

孟子对儒家天命观的发展及意义概论 [摘要]经由孟子，儒家之伦理道德第一次拥有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在天人关系上，孟子强调“人”可以发挥自身之主观能动性，从而“知天”、“事天”；在社会政治领域，孟子将“天命”与“民意”相系，并赋予天命具体之判断依据。这些对儒学之发展和后世中华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时期，原始儒家便形成了较为成形的“天命观”，即“敬德保民”思想。古者帝王，皆称受命于天，凭借“天”的权威，代天治民。故汤武革命，皆以“天罚”为名，必称受之于天命。《尚书?汤誓》云：“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其中，“德”与天命密切相关，是天意的判断标准和依据。此时，古人首次将人之思维概念上升到了“天命”的绝对高度。与天命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便是“民意”，《尚书?泰誓》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意之所以与天命相关，因其为“德”之判断依据也。故其中蕴含的乃是原始朴素的民本思想。但是，原始儒家思想中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说明“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说明天性对人性之影响的具体形式和实现方式。同时，“德”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德”之判断依据亦非仅仅以“民意”为依据？这些都是需要通过后期儒家学者来完善的。 孔子曾云：“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即认为人之德来源于“天”，“天”即“德”之源。而近年来出土的、时间介于孔孟之间的郭店楚墓竹简儒家篇中，也提出了“德，天道也”的理论。这些皆可视为“道德天降”理论的雏形。至孟子则得到进一步历继承发展，《孟子?告子上》云：“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在这里，孟子将“仁义忠信”――儒家的道德概念，与“天”相系，认为仁义忠信得之于天，乃“天”之尊爵，将“道德天降”的理论发展为更为具体的“天爵”说。 在“德”之具体内涵方面，郭店竹简《五行》篇云：“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所谓“德之行五”，即“仁义礼智圣”，“四行”，即“仁义礼智”。在这里，“德”被赋予了丰富具体的内涵。孟子继承了这一理论中对“德”之内涵的解释，并对其进行了重要发展，即没有被动的接受“道德天降”的理论模式，而是将这些“道德”落实到了“人性”，创造性的将“天命”、“人性”、“人心”、“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构成一系统完善、双向互动之模式。 《孟子?公孙丑》云：“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在这里，孟子提出了“性善”理论，并对其进行扩充：“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皆源于人心“四端”，人心“四端”又皆同归于“不忍人之心”。人性之“善”，乃是天性，与生俱来，即人性之善乃是“天赋”。孟子曾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为何不知而能良，不虑而知良呢？就因此为天性。即天性决定人性本善，人性之“不忍人之心”决定“人心四端”，“四端”又是“仁义礼智”的来源，“仁义礼智”又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基本框架。此处，孟子不但将伦理道德溯源于“天”，并将“天性”影响人性，进而形成道德规范的方式进行了说明。 同时，在孟子提出的这一天人模式中，“人”并非处于被动接受之状态，而是被赋予了能动性，即“知天”、“事天”。《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即尽自身之善心，则知人之本性；知人性，则可知天性。保存自身之善心，修养自身之本性，即可“事天”。然“尽心”的关键为何？仁义礼智也。孟子认为，人虽皆有善端，但在纷繁杂乱的外在世界中由于受外物遮蔽而易丧失善心。因仁义礼智皆源于善心，故把握仁义礼智，是尽心的关键。此处，便是“仁义礼智”―“心”―“人性”―“天”的反馈模式。孟子的创造性便在于：在“道德天降”的前提下，并非让人们去被动的接受儒家伦理道德规范，而是认为这些“规范”乃人之与生俱来，但仍可追溯于天，坚守道德规范乃是归于本性、把握天性的体现，而非被动服从于“天”。 当孟子的这种天命观思想体现在政治领域时，便与“仁政思想”和“民本思想”相系。孟子在原有之“德，天之道也”的基础上，赋予了“德”以“仁”为核心的具体内容。若统治者所代天治民，顺从天命，即行仁政，而“民意”则是判断统治者仁政与否的依据。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即坚持民本思想。《孟子?万章上》云：“天不能言，而以行与事示之，荐于天而天受之，暴于民而民受之”。天命便是通过民意来体现的。此处，孟子又将“天性”、“仁政”、“民意”相联系，从而直接把人民的意志上升到“天”的高度。孟子云：“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更是对统治者片面解释天命的挑战。 孟子对儒家天命观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由孟子，儒家之伦理道德第一次拥有了形而上的终极依据，以人之德行皆源于天，而使“天”成为道德的实体。同时，中国文化中“天”的概念在孟子之天命观的影响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