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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期隆祀孔子社会影响论 　　摘 要：清前期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逐步提升国家祀孔活动的规格，并且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此来显示国家对孔子及其儒学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国家祀孔对当时的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实政治、学术文化与孔氏家族方面最为显著。 　　关键词：清前期 隆祀孔子 社会影响 　　清前期主要是指顺治、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这一时期的国家祀孔活动，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可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康熙、乾隆二帝除亲自参与北京的祀孔活动外，还多次亲临孔子故里曲阜祭祀，甚至对孔子行三叩九拜大礼，并为此制订了一系列繁缛的仪式及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同时提升孔庙的修建规格，大殿可用黄色琉璃瓦，达到帝王宫殿规格。统治者对孔子表现出的如此恭维虔诚，绝不仅是出于纯粹的信仰需求而慰藉心灵，也不单是基于历史传统而完成制度传承的使命，很大程度上还在于祭孔活动所具有的社会政治功能和文化导向功能，当然这里面也有削除满汉民族矛盾的政治目的。统治集团通过祀孔宣扬了尊孔思想，增强了政治上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同化力，促成了汉族人民对其满族统治的认同，有助于统治者强化社会管理、贯彻国家统一意志。 　　一、祀孔与现实政治 　　法天地敬鬼神、祭祀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所依赖的贯彻始终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礼之用，和为贵”，祭孔之礼作为中国传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民族统一重要的思想武器之一。 　　清前期，以国家行为进行的祀孔活动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对孔子以及儒家思想的重视和倡导。“孔子以道设教，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明史?钱唐传》）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分析：孔子的儒学“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祭古树今，尊崇孔子，“祀其道、神教化”，其实是为了尊崇清统治者自己，治国平天下。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祀孔是国家重视教化之举，目的是为了让平民百姓遵循传统社会的“正统”，不致犯上作乱。国家祭祀孔子及其他先圣先贤等汉民族信仰的诸神，无非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秩序，宣扬封建纲常名教。 　　清朝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其祠孔之举更有消除满汉民族隔阂的目的，借此来说明其政权与汉族政权没有什么两样。清前期的诸帝内心肯定明白，孔庙的祀典对于清朝统治的正当性有助无害。于是，他们抬高孔庙祭祀的规格，关注并制定“从祀制”，甚至亲自参加祀孔活动，把祀孔当做一次极其隆重的政治活动来进行。 　　清前期的国家祀孔活动充分体现了祭祀贯彻国家意志、强化国家政治信仰的功能。清代帝王以孔庙从祀者多而自鸣得意（（清）庞仲璐，文庙祀典考，卷50：23）。从史书来看，整个清代从祀制通采“有则加勉”的政策，无一人遭受贬祀。另一方面，清对垄断孔庙礼仪却极为彻底，国家祀孔具有维护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属性。孔氏后裔孔继汾因整理孔氏家仪，所述礼仪与《大清会典》不符，惨遭清政府整治，处境悲凉（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0-32）。乾隆时期，一位致仕居家的官员尹嘉铨妄想为其父请求从祀于孔庙，竟被判处死罪，家产也遭籍没充公（清代文字狱档，台北华文书局，1969，第六辑，“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 　　另外，祀孔典礼的制定往往能够直接反映皇帝的个人意志，直接维护皇帝的至上权威。皇帝在祀孔中祭祀权力一人垄断，使用最高规格的礼仪，亲祭中往往附加赏赐等，都集中体现了祭祀的等级性，宣扬了祭祀中的君本位思想。正如张荣明在所著的《中国的国教》引用H. J. Wechsler， offering of Jade and Silk话：通过再认定当权者的地位，礼仪帮助统治者实现他对其他人的权威。当礼仪中的受令者最初接受了约束性的礼仪语言，这意味着他同时也接受了处在高位的施令者……异议被排除掉了，因为人不能与礼仪的秩序、或礼仪采用的语言抗辩。因而，俗语说“人无法与礼仪争辩”。 　　清前期的祀孔对后世影响深远。此后各朝孔庙从祀人员屡有增加。光绪时祀孔成为国家大祀，乐舞采用文舞、武舞两种形式，直至清朝灭亡。民国时，袁世凯搞独裁复辟，在全国大搞尊孔读经，他甚至亲自去曲阜举行盛大的祀孔闹剧。 　　总之，祀孔在清前期不仅成了统治者巩固自身统治的手段，更是一种目的，是统治者推行封建教化，以期“治道达成”的象征。确实，清前期统治者提倡尊孔读经，宣传儒家思想，对巩固本朝统治、笼络人心、维护封建秩序起到一定的良好作用，“康乾盛世”局面的出现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但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已走向末路，清朝还在奉行崇儒读经的文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 　　二、祀孔与学术文化 　　国家祀孔活动中的从祀制在清前期是政治教育与学术思想的一个交叉点，官学与从祀的关系如影随形，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