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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 戴建国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唐宋时期，中国社会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唐代成熟完备的律令体系对当时以及后来的王朝都产生过积极作用。关于唐代法律研究，中外学术界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宋代的法律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几乎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就是各自依据自己的治史习惯把唐和宋作为两个不同时期的社会，分开来研究，而不是将唐宋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关注。这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束缚了我们的研究。学者们都注意到开元以后，唐不再修纂律令格式，用格后敕来调整补充法律，但关于唐律、令、格、式的后续问题，尤其是入宋以后的变化，却较少有人去研究。例如，学者都强调了唐律对后世的影响，但对唐律后来的变化，关注者不多。不少学者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认为宋以敕代律，律名存实亡。然律和敕究竟是什么关系？治唐律者鲜有人探究，学术界缺乏足够的探讨。本文试就唐宋时期法律形式的传承与演变作一探讨。希望得到学界的指正。 唐代中叶以降法律形式的变化 唐代法律形式有律、令、格、式，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违正邪”，式“以轨物程事”。其中格最为活跃，用来修正律、令、式。开元十年（728年）六月十二日敕：“自今以后，准格及敕，应合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谴，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谴。”其中提到的决杖之刑，唐律中并没有具体规定，而是规定在格中的。敦煌文书《散颁刑部格》残卷曰：“盗计赃满一疋以上，及玄诱官私奴婢，并恐喝取财、勘当知实，先决杖一百，仍依法与罪。”在唐律，赃满一疋以上盗并无先决杖一百之规定。此乃以格补充修正律。整个唐代，先后编纂过多部格，其作用即是补充律令等常法的。 唐代前期格的编纂体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完全对诏敕进行修改润色，二是基本保持原敕的意思，稍作更改，冠以格的法律形式，格以下有“敕”字。三是照抄原敕，不加改动。《宋刑统》附载了不少《刑部格》，其体例都冠有“敕”字，但条文后没有颁降年月。在卷十九《贼盗律》强盗窃盗门和卷二一《斗讼律》宫殿内争殴门分别附载了两条《刑部格》文，其体例没有象其他所附《刑部格》那样冠以“敕”字。或许“敕”字脱漏。《宋刑统》卷二十六《杂律》受寄财物辄费用门附载了一条《户部格》，其格文有“敕”字。《宋刑统》所附《刑部格》、《户部格》应是开元二十五年所定。如《通典》卷一六五《刑三》：“开元十四年九月敕：‘如闻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令以后，不得更然。’”这一敕后来于开元二十五年编入《刑部格》。《宋刑统》卷三〇断罪引律令格式门载：“准刑部格，敕：如闻诸司用例破敕及令式，深乖道理，自令以后不得更然。”其体例是有“敕”字的。而在敦煌出土的《散颁刑部格》却没有“敕”字，与《宋刑统》所附开元二十五年格的体例明显不同。刘俊文先生曾考证编号为T11T的敦煌文书为《神龙留司格》。细考此文书，每条首皆冠以“敕”字，并署有年月日，与传世的《散颁刑部格》体例形式上也不一致。刘俊文研究认定为《神龙留司格》。 会昌元年（841）九月，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准刑部奏，犯赃官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死于家者，伏请永为定式。”武宗敕旨：“宜依”。纥干泉等要求凡犯贪赃罪而判死刑的五品以上官，参照唐《狱官令》的相关规定，赐死于家。唐《狱官令》：“诸决大辟罪，皆于市，五品以上犯非恶逆以上，听自尽于家。”纥干泉并要求将此参照法著为永久法律。纥干泉的奏章，经武宗批复后，自然成为了一份批复奏请的敕旨。此后，唐大中五年（851）编修《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这一敕旨经过修订，收入了《大中刑法总要格后敕》。《宋刑统》卷三十“决死罪”门载： 准唐会昌元年九月五日敕节文，刑部奏，犯赃五品以上，合抵死刑，请准《狱官令》，赐自尽于家。敕旨“依奏”。 原本是纥干泉等人的奏请，武宗批复“宜依”。经修订，删去“库部郎中、知制诰纥干泉等奏”及“伏请永为定式”等文字。这显然是经过了立法编纂官的整理。 格与律令式的修纂，有同步进行，亦有不同步进行。格对律令式的修改补充，在不同步修纂时，显得最为突出。可以相对保持律令式常法的稳定。开元时期，曾分别于三年、七年、二十五年同步修纂成律令格式。我们研究开元立法时，发现即使是格与律令式同步修纂，而这种修纂是以重新刊布法律文本为结果，律令条文的修改，也有以格的外在形式予以修订，而不直接改动律令条文。如唐开元二十五年大规模修纂律令格式时，就发生这样的事例。《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云： 凡有功之臣赐食封者，皆以课户充，准户数，州县与国官、邑官执帐共收其租调。各准配租调远近，州县官司收其脚直，然后付国、邑官司。其丁亦准此，入国、邑者收其庸。 《通典》卷三一《职官》历代王侯公爵门载： 凡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