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菲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及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激进规划.docVIP

墨菲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及对现代民主社会的多元激进规划 摘要：尚塔尔?墨菲认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现代民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为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强调同一性而排斥差异和特殊，不能把握和阐明现代民主社会的冲突、对抗及其不可化约与不可消除性。在墨菲看来，应当构建一种新的政治观念，以便对现代民主社会进行多元和激进的规划。应当拒斥普遍主义而捍卫多元主义，提倡一种与多元主义相适应的共同体观念和公民身份观念；应当用多元和激进的民主观代替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民主观，并把民主从政治民主扩展到经济和社会领域，强调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的统一。 关键词：尚塔尔?墨菲；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民主观 中图分类号：B5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7-0087-05 基金项目：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马克思的政治现代性批判与中国特色政治现代性建构研究”（16BKS026）。 作者简介：石敦国（1967-），男，重庆酉阳人，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教授，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和政治学理论研究。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崩溃，弗朗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以此宣称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最终胜利。但是，政治哲学家、西方后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尚塔尔?墨菲（1943-）认为，世界并没有出现普遍价值基础上的统一，而是到处充斥着对西方普遍主义的挑战，包括民族主义的复活和各种新的对抗的出现，以及种族、宗教和国家间冲突的爆发。在墨菲看来，随着苏东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革命政治学和阶级还原论的式微，西方社会正经历着群体身份的再定义过程。而群体身份的再定义本质上是新的冲突和对抗关系的形成。面对这种新的对抗和冲突，面对新的政治主体和新形式的身份和共同体，面对妇女运动、生态运动、反核运动、反制度运动以及反对国家干预和官僚化的斗争，自由主义表现出了根本的局限性，它在把握冲突和应对政治危机方面是无能为力的。 一、对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的批判 在墨菲看来，虽然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才集中地暴露出来，但是这种政治思想的缺陷却是内在于其思想本身之中的。自由主义不能正确地把握和阐明现代性的本质。墨菲认为现代性应当在政治层面上加以界定，因为政治现代性肇始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无疑是民主革命的到来。”[1]13民主革命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发源地。克劳德?赖弗特说：“原本体现在王族身上并与超验的权威相连的权力的不在场现在制止了合法性的终极保障和源泉，社会不再被定义为具有有机同一性的实体。”[1]14现代社会的特征被马克斯?韦伯描述为祛魅化、世俗化和合理化，为社会秩序和统治权威提供终极基础的宗教迷信退出了人们的世界观，社会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由超验的力量所安排的神圣秩序。近代启蒙的自由主义把现代社会的基础从超验的上帝转变为人的普遍的理性本质。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是这方面的代表，康德把实践理性从亚里士多德的概念框架中摆脱出来，赋予实践理性概念以强烈的主体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色彩。 墨菲特别关注罗尔斯的自由主义。罗尔斯力图避免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开辟一种新的自由主义范式。为此，桑德尔称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为“修正主义的道义论”。[2]罗尔斯继承契约论的传统，论证一种正义原则作为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基础。罗尔斯的正义原则不是从人的普遍的理性本质中引申出来，而是自由平等的人们在一种公平的条件下的自由选择。“我不要求提出的正义原则一定是必然真理或来自这种真理。一种正义观不可能从原则的自明前提或条件中演绎出来。”[3]罗尔斯要把潜藏在公民文化传统中的直觉理念揭示出来。但是，在墨菲看来，罗尔斯的新自由主义范式依然没有摆脱康德的先验理性主义，一方面因为罗尔斯所设定的原初的选择条件依然是非历史的和非社会的，依赖于一种选择条件的先验性来获得一种普遍的理性共识；另一方面，罗尔斯依然延续着康德式的理性主体观念，理性主体观念是罗尔斯新自由主义范式的核心。 墨菲认为，代替过去的上帝和自然，把现代社会的政治法律和伦理道德秩序奠基在人类及其理性之中，这种自由主义范式是失败的。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局限性在于，其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不能正确地把握和阐明现代社会的激进和多元状况。自由主义统一的主体观念看不到施密特所强调的敌我关系在政治中的中心地位，看不到人与人的敌对因素这一人类存在的真正的政治维度，不能理解冲突和斗争的永恒性。因此，自由主义不能理解新时代的社会运动，这种新的社会运动恰恰是在冲突和对抗的场所形成身份的多样性。自由主义确信理性的个人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追求在人的理性本质基础上的社会和政治统一性，墨菲认为这是自由主义的幻觉。 墨菲认为，尼采提出的上帝之死和人道主义危机，就已经宣布了以主体和理性为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