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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之贯通 　　[摘要] 唐君毅先生认为仁心仁性是道德的根源。仁心仁性具有普遍性、以人为目的和意志自律三大特性，它决定了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并无本质区别，而是相贯通的关系。在传统伦理关系中，个人与他人是直接贯通统一的关系，道义与情感是直接同一的;在现代式社会团体中，个人与他人间接统一，这需要人的理性自觉来理解和实现。唐君毅高度推崇仁心仁性，克服了把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二元对立的错误看法。在群己关系上，唐先生的观点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集体本位，而是道德本位。但是，他有抹杀家庭特殊性的倾向，把其与普遍性完全等同，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关键词] 唐君毅;仁心仁性;群己关系;直接贯通统一;间接统一;理性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4-0070-05 　　群己关系是伦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重要问题，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回答。现代新儒家唐君毅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论述，他从道德理性主义出发，认为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性质相同，不同者只在于范围大小，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是相互贯通的关系。 　　一、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之贯通的涵义 　　唐先生认为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是贯通的，两者都是以道义为基础。在道德问题上，他贯彻的是理性主义的道德路线。他认为道德的基础，无论是家庭道德还是社会道德，都是道义，而不是血缘，因而，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他说：“吾人之家庭哲学，根本否认将家庭基础建立于本能欲望、生理的血缘关系之说，而以道义关系为家庭成立之基础，吾人之仁心仁性，乃吾人欲对家庭尽责之动机所自生，正是从程子之义说下来。唯有此说，方见得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源出自一根一本，由家庭道德至社会道德非由有血统关系到无血统关系之突变。故吾人既不当自陷于家庭道德，亦不当因提倡社会道德而主张打破家庭道德。而当认识其中本无冲突，由家庭道德至社会道德，乃同性质之道德生活范围之扩大与顺展，同一道德自我或仁心仁性实现其自身之一贯的表现。”[1] 　　从中可以看出唐先生的观点包括以下几点涵义：第一，家庭道德之根基并不在于血缘关系，与社会道德一样，也是在于道义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唐氏的观点与黑格尔明显不同，黑格尔认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道德规范是神的规律，家庭是“一个天然的伦理的共体或社会”[2]，而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人的规律。这也就是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伦”与“人伦”的区别，天伦主要基于血缘关系，是与生俱来的无法改变的东西;人伦则是后天建立的可以改变的东西。黑格尔认为在家庭中家人父子是天然基本关系，他们之间的道德是不需要反思的，是直接同一的关系。而在唐氏看来，家庭成员之间的道德关系并不在于血缘，而在于仁心仁性，即使一个人没有家庭成员，其仁心仁性也要在其他人身上体现。换言之，就是个人对家庭成员的道德与对家庭以外的人的道德并无本质区别。传统文化注重血缘，由血缘而来的先天的神秘性把家庭道德予以神秘化，梁漱溟先生曾指出家庭道德主要依靠血缘亲情，而唐氏则在道德根基中完全排除了血缘关系，这不啻为传统思想上的革命。 　　第二，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性质相同，都源出自仁心仁性，所不同者只在于范围大小，因而，两者之间并无冲突。在对待传统道德上，一直存在着一种观点，即认为传统道德往往是以家庭之私利而损害社会之公义，是狭隘的家庭主义压抑了社会，即特殊性对普遍性的反动。唐先生不承认这种观点，认为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都出自仁心仁性，不应该有冲突。在这个问题上，他继承了二程的观点，二程在回答“孝弟为仁之本”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孝悌不是仁之本，“盖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之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3]183在二程看来，仁为体，仁不仅表现为孝悌之爱，而且必然也要扩充到更广阔的他人。唐氏继承了这种观点，认为道德既表现在家庭道德上，又不限于家庭，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的性质是相同的。 　　唐先生认为道德在本质上是普遍的，它绝不应该限于血缘、地缘等界限，这些观点体现着道德的精髓和人类的道德理想追求。但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它是建立在血缘亲情的基础之上，具有先天的合理性与合情性。如果抹杀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的区别，忽视了家庭的特殊性，就如同墨子的“兼爱”说，其主张无差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相爱，难以获得实现的土壤。虽然唐氏认为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没有区别，但是在具体实现两者贯通的途径上，他还是看到了特殊性的作用。根据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接触程度，他把道德分为传统伦理关系中的道德和社会团体中的道德，事实上，他看到了特殊性的存在并且对其进行了分析。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8月 　　第3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