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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城市的未来 　　“在生活面前，有些人不能无动于衷；相反，他们是生活的积极参与者。” 　　――勒?柯布西耶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2年至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的城镇人口比2002年增加了近1亿9千万。以这个数字为基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10》称，在未来20年，中国每年将有2000万农民向市民转变，也就是说，约有4到5亿农民在未来的20年要变成城市居民。毫无疑问，中国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这个过程将对中国当代的国土资源、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系统、生态环境等各个方面构成巨大的挑战和冲击。在这个滚滚的历史洪流之中，我想，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讨论：即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智慧模式，一种被认为能够为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解决之道的方式与策略，建筑设计能有何种作为？ 　　建筑设计与中国的城市化 　　《圣经》里说“太阳底下无新事”，的确，当今中国的建筑师所面对的复杂现象和问题，历史上并非从未出现过。尤其是导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社会动荡的住宅恐慌问题，今天在中国似乎又在重演。当时，革命导师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1872）和现代设计的先驱、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1891）里给出的答案都是“革命”，然而即使革命成功也解决不了迅速增长的无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的住房问题，后来以埃比尼泽?霍华德、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汉斯?梅耶等为代表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们则提出了有卫星城的“田园城市”和能够大批量廉价建造的单元宅楼的概念，从建筑设计的角度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欧洲城市住宅短缺的问题。有些国家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也受益于这些设计思考。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瑞典，现代主义平民住宅设计中所蕴含的那种社会关怀与瑞典社会民主党“人民之家”的概念一拍即合，社会民主党结合现代平民住宅设计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种社会性的住宅供应政策，这成为帮助其在1932年获得权力，并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执政生涯的一个关键举措。这种民主主义的设计原则也逐渐成为北欧设计思想的核心。 　　在中国，由于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而带来的住房短缺问题，以及新增城市人口与城市规划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近些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个问题也非中国独有，而是许多处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都在面临的问题。最近，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 Saunders）出版了一本名叫《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的著作，讨论人类的迁徙与城市的未来问题。通过他的描述，我们看到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已经或正在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他用“落脚城市”这个概念来指称当今世界具有世界性的城市化进程。他认为，到21世纪，人类将成为一个完全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他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他们必须在城市扎根。而这种迁徙的终点，就是成为中产阶级，只有这样，迁徙者才会有归属感，而城市也才能长治久安。桑德斯的见解理论上是说的通的，但事实上是非常理想化的，譬如，到底有多少移民最后能成为城市中的中产阶级，这很难讲。而且，桑德斯过于相信城市，他对中国的农村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也缺乏研究。我曾经写文章支持三农学者贺雪峰的观点，他反对历史学家秦晖关于在城市中设立“贫民区”（实际“贫民窟”）的激进的城市化观点，认为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缓冲地带，或者说是蓄水池，当中国遭遇到经济危机的打击，农民可以回到农村，而不至于使城市受到绝望的威胁。我认为，贺雪峰的观点更加稳妥，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人道的栖居》，《读书》2008年第10期）而且，我要补充的是，厌倦了城市生活的人也可能回到农村，发展新型的绿色农业和乡镇经济，这在当今中国经济相对较发达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为许多人的选择。桑德斯只看到单向的流动，没有看到双向的流动。但是，目前来看，城市化的确是历史发展的主要方向。 　　如果我们提出要研究和探讨“建筑设计与中国的城市化”这个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确，城市化设计的核心不是“美化城市”，而是“人的真实需求”，尤其是新增城市人口在“落脚城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真实需求”。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居住的问题。事实上，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安居乐业”的思想（《汉书?货殖列传》），现代的北欧人也有这样的说法：“福利从住宅开始，以住宅结束。”可见，住宅问题一定是与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紧密关联的。美国的库珀-休伊特国家设计博物馆曾经做过一个展览“与另外90%的人设计：城市”（Design with the other 90%：Cities），汇聚了许多与居住相关的建筑设计实验。那么对于中国来说，这90%的人在哪里？我想，首先是刚刚就业的年轻人和大量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