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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澳洲当警察 肇事逃逸的大块头 当警察以后，印象最深的是很多的“第一次”。我总是记得我第一次把一个块头有我四五个人那么大的“鬼佬”说哭了的滑稽场面。 那时我还在实习期，辖区发生了一场车祸，一辆三厢小车闯红灯撞倒了另一方向正常行驶的摩托车。接到电台通报案情的时候说是摩托车主受伤倒地不起，肇事车逃逸，现场有目击证人。 说到目击证人，我要说明一下：在我的办案经历中，不管是车祸还是抢劫、盗窃、打架还是其他案子，只要不是深更半夜根本没人看见，就特别容易找到目击证人。以车祸为例，打电话报警的十有八九都是路过的车辆，报警之后他们都会留在原地边照看伤者，边等待警察录证人口供。一般的车祸，警局都会接到很多电话，比如某个车主打电话来，说他目击了一起车祸，因为在高速上来不及停车，但愿意留下联系方式，随时可以提供事故证言之类。 这一点让我感觉普通公民的社会事件参与度很高，是一种默认的公民责任及公众共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 说回到刚刚讲的那个车祸，到了现场，很多证人跑过来指着一条路说那是逃逸车跑掉的方向，并且还记下了车牌号。摩托车主似乎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和其他证人聊天，先到的救护车已经对这个幸运的家伙检查过了，很幸运，一点点擦伤而已。 我和搭档处理完现场之后回到警局，在警方的电脑系统里找到了逃逸车辆的车主信息。在澳洲没有身份证，但几乎所有超过17岁的成年人都有驾照，只要有驾照，警方的系统里就会有从交通部门分享来的这个人的信息，所以驾照就是身份证，通过车的牌照找到一个人是几秒钟的事情。车主接到我的电话时很吃惊，说不确定撞过人，但愿意来警局解释。 我，一个小个子亚洲人面前，坐着一个身高2米左右、腰围比我的车轮胎还粗的大块头，压迫感深重。我只好挺起小身板儿硬装彪悍，虎着脸不吭声。 一段心理战后，这个家伙承认了他就是跑掉的司机。事故的经过是：他速度过快，遇到红灯刹车不及，车身探进了十字路口，刮到了摩托车，致使摩托车连人带车翻了几个滚滑出十几米远。他下车看到摩托车手倒地一动不动，以为出了人命，一时惊慌不知所措，上车跑掉了。 于是，我操着蹩脚的英语开始给这个大块头做“思想政治工作”：这位兄弟，你今天算是倒霉了，你被人看见啦！所有的目击证人都指证你驾车逃逸。我已经立了案，指定你是肇事司机而且驾车逃逸。也就是说，跑到哪儿你都背着这个案子。不幸中的万幸是，摩托车主没什么大事，所以本来这场事故也就是一张交通罚单的事，结果你选择逃逸，唉，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佯装难过地叹了一口气，这个家伙听了呆了半晌，猛然回过神儿来问：那个骑摩托车的没死啊？我说：就刮破点儿皮，他很好，也没有怪你。大块头看着我半天，忽然号啕大哭起来，吓得我一个激灵，直往后躲，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场面，他边哭边说：警察啊，我当时就是吓坏了，无法思考，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跑了……我继续绷住脸说：还好你主动来解释问题，态度还是好的，但是，你没有留在现场这件事我还是要处理的。 实际上，教育起到了效果，就没难为他，也没有起诉，在警察的裁量权限内，开了罚单就结案了。 乌龙自杀事件 有一次电台呼叫哪个组可以接下一个“某女正过度服药企图自杀”的报警，还是code2――就是需要接警的小组警笛警灯齐开，极速抵达现场处理的案子。 我一听不远，回电台接了活儿就加速奔过去了。到达现场，发现门锁着呢，猛烈敲门，高喊“警察”，还是没动静。这时急救车也赶到了，大区负责行动指挥的领导也闻讯来了。老头儿精神抖擞地溜达过来，指挥大家再猛敲，没声音。 我回身再跟电台确认：是这个地址么？回说地址没错，是声称要自杀的人自己报的案，她没告诉地址，但在警方电脑系统里她登记的地址就是该居住地。我没敢先抄家伙，斜着眼睛等着领导发话。领导说，那就只能砸窗户了。我捡起一块砖头（其实没那么容易找到砖头，我硬是从人家花坛矮墙上连拽带扯的卸了一块下来，身边一帮鬼佬警察们都看呆了），抡起砖头就开砸了。 澳洲的玻璃质量确实是好，是不会稀里哗啦碎掉伤人的那种，怎么砸都不会散落，就是粘在那里，只不过是越砸玻璃裂的范围越大而已，没几下我就出了一身汗。这时邻居们都跑出来，目瞪口呆地看着。 终于砸出一个大窟窿来，我伸手从里面扭开门，众警察和救生员鱼贯而入，一副高度戒备的姿势，分头冲进各个房间。什么可怕的场面我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想到这个场面――没人！怎么没有人呢？ 于是又跟电台一阵核对，确认电话是登记在这个地址。通过这通自杀者电话，查来查去，终于新消息来了，说地址给错了，不是这家，是隔壁！我看着一地碎玻璃差点儿哭了。 领导也很猛，听完说：是隔壁，是吧？抡起警棍就要砸了，被同事们拦住了，说老板您等等，电台刚查到说这自杀者现在在另一个区的男朋友的家，不用砸了。我把手里刚砸完玻璃的砖头慢慢放下，塞回那个花坛矮墙的洞里。后来老头儿联系好警方工程部门赶过来装窗户。我填好警方损坏通知单，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