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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大学通知教育的几点认识 摘要：国内目前开展的通识教育，并不完全来自西方，而有我国传统教育的渊源。通识教育的基本含义和要求是：拓宽基础，沟通文理；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陶冶。通识教育拓宽创新人才的专业基础，矫治教育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促进高中毕业生个人志愿的认真选择，并拓宽多方适应的就业机会。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不可分割的两方面，当前大学教育中的突出问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两者关系。 　　关键词：通识教育；专业教育；拓宽基础；沟通文理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 2012 03―0001―05 　　通识教育是现代国际高等教育的一大潮流。国内大陆学界正式开展通识教育起步较晚，只是近十余年的事。十余年来推进通识教育的成绩是显著的，但也难免出现一些疑惑和认识问题。 　　一、通识教育的渊源和根据 　　“通识教育”直接来自西方的现代教育。它与以下两个概念密切相关：一是liberal education，西欧文艺复兴时期就已提出，中文可译“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意大利学者弗吉里奥 Pietro Pa―olo Vergerio 所设想的“博雅教育”，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知识等方面的教学内容，试图唤起和发展人的多种才能，区别于专门的“职业教育”。二是general education，中文可译“基础教育”或“一般教育”，开始推行于20世纪美国的一些著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较早推行两个方面颇有人文特色的共同必修课：当代文明；文学 即西方文学经典 。该校长期建设这种课程，培养学生宽阔的文化素养。芝加哥大学1929年上任的著名校长赫钦斯 R.M.Hutchins 曾尖锐批评流行于美国的三种教育目标论：偏重于职业训练的“适应环境论”；使专业教育过于狭窄的“直接需要论”；局限于社会当务之急的“社会改革论”。针对这些倾向，他提出“自由教育论”，主张侧重于培养“通才”。该校为此而设置了多类“核心课程”。 　　对以上两个概念和思路，综合其要义，我国统译为“通识教育”，看来是合适的。曾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的梅贻琦先生，1941年在《大学一解》一文中指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当前国内逐步开展的通识教育，主要是参照西方，特别是美国一些大学的理念和做法。通识教育与某种狭隘的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是对立的。但是，通识教育决不就是舶来品，并不是单纯移植西方的教育模式。实际上，我国教育史上，历来就有过通识教育的某些举措，或包含通识教育的成份。 　　儒家早期教育的“六艺”是：礼、乐、射、御、书、数，便大致包含了今日所说的德、智、体、美育的内容，或“文”与“理”的方面。儒家经典的《礼记》中的《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专著，其中制定的九年计划，最后要求“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另一篇《中庸》所概括的学习程序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里涉及学与思，知与行的关系，并把“博学”置于首位。儒家教育思想，在培养目标上，所要求的“士”，是“君子”，以至“圣人”，是一种完全的人格：学与思相结合，知与行合一，智、仁、勇兼具的人。在教育内容上，首先要求“博学”，注重广博与“贯通”，或称“知类通达”。当然，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偏狭的“独尊儒术”，又导致了近代中国科学与经济落后于西方的局面。明清之际富于民主性的思想家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大都反对文化专制，批评科举制度，主张“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在西方文化教育的影响下，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草拟的第一个办学章程中便有“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规定。1902年，张百熙主持拟定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进一步规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王国维在1906年 清光绪32年 在《论教育之宗旨》一文中提出“全人教育”的要求，使人成为“完全之人物。”他认为人之能力可分为二：身体与精神。若身体发达而精神萎缩，或精神发达而身体凋蔽，皆非完全。精神之三部分是：智力、感情、意志，因而有真、美、善之理想，教育便有智育、德育、美育。人之知、情、意交错，故德、智、美育必须兼备，加上体育，使之结合，方可培养“全人”。 　　我国现代大学的建立，虽比西方大学一般晚了好几百年，但一开始便吸取了西方教育的先进经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首任校长严复，开始发挥并实施了英国思想家斯宾斯 William Spens 提出的德、智、体育相结合的思想，要求全面育人。1917年蔡元培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后，着重吸取德国洪堡的教育思想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办学经验，结合中国传统教育的长处，主张沟通文、理，要求全面实施“德、智、体、美”育，他特别重视德育，并强调美育的功能，鼓励“顺自然，展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