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中的人取向问题.docVIP

历史研究中的人性取向问题 杨奎松 ????自古以来，文、史原本就是一家。这是因为，它们都是对人的整体性存在的探求，只不过文学作品靠的是建立在美学、语言和人类既往经验基础上的丰富想象，而历史学则是通过对既往事件发生发展原因及经过的发掘与评判来展现其意义。如果说“文学即人学”，那么，历史研究更是直接以人为研究对象。如果说任何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都必定首先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的话，那么，任何一位缺少人道主义情怀的历史学者，要想通过历史研究赢得今天社会上多数人，特别是后人的尊重，也一定是不可能的。 　　一　　长期以来，由于坚持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我们在历史观、道德观、社会观、伦理观和审美观等意识层面，形成了一整套是与非、善与恶、正与邪、荣与辱和美与丑的核心价值观。改革开放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艺作品，最典型地表现出了当时意识形态的这一政治导向所产生的影响。因为强调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大力批判“中间人物论”、“人性论”、“无冲突论”，因此也就规定了“三突出”的“文艺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如此“突出”的结果，中国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非黑即白，非好即坏，英雄人物中的主要英雄人物，就成了所谓“高大全”，成了思想、道德、性格和形象完美无缺的完人。因为一切必须要为政治服务，几十年来，就连表露爱情、亲情，甚至是乡情，都成了禁忌。1979年文革已经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启步，电视片《三峡传说》主题曲《乡恋》播出，仍旧因为内容、曲调不合乎“无产阶级的感情”，而被禁唱禁播。直到几年后，即1983年春节晚会，为了主持人能不能用“无产阶级的（宣传）工具”——话筒，给家乡的父母拜年，能不能给《乡恋》一曲开禁，导演乃至中宣部领导人仍旧会紧张得心惊肉跳。[1]　　当然，由于改革开放，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还是逐渐遭到了摒弃，文艺创作中的“高大全”形象也渐渐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以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1）、《一个和八个》（1984）、《芙蓉镇》（1986）等创作公映为标志，从人性的视角来发掘或塑造银幕形象再度成为可能。随着思想越来越得到解放，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中国的文艺作品中今天已经很少能见到那种善恶立辨、黑白分明的角色了。“坏人”不那么坏，“好人”不那么好，作者必须尽可能地展现故事中心人物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普通人的一面，几乎成了一种文化创作的准则，以往那种基于阶级斗争的是非、善恶、正邪、荣辱、美丑观，不可避免地被打破了。但由此一来，人们以往对历史的认识及其价值判断，也难免要受到极大的冲击。　　近两年热播的演绎国共两党恩怨情仇的电视剧，就最突出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亮剑》中的李云龙和楚云飞，《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和陈默翰，《中国兄弟连》中的袁学勇和曲连虎，《潜伏》中的余则成、李涯和吴站长，以及《人间正道是沧桑》中的杨家父子等等，都让人清楚地感觉到，不论是在共产党里面的人物，还是国民党里面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感情，有各自的性格，有理想和追求。他们之所以会对立、冲突，甚至会相互伤害，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不同环境的影响，加入了不同的党派，相信了不同的主义。摒除他们的党派政治背景，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和生活在我们身边的张三李四毫无两样，有血有肉，有长有短，很难用好坏来区分。就连在向共和国60周年献礼的史诗巨片《建国大业》中，胜利的毛泽东和失败的蒋介石，也都或多或少地给人留下一种刘邦打败项羽的悲壮印象。更有甚者，为显示共产党人更人性，有的影片还会别出心裁地编出这样的剧情：毛泽东听说前方打胜了，消灭了很多敌军，不仅没有高兴，眼圈儿还红了，沉痛地说：敌军士兵也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啊。　　很显然，当今的文学及影视作品，正在越来越多地想要在历史剧中展现人性，而非如过去那样简单地从主义、阶级和党派立场来看社会、看历史。不仅如此，一时间，文艺界大有不谈人性不足以彰显艺术造诣之深刻的趋势。这样一种认识角度的突破，甚至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和国家意识。最典型的就是大陆上映的几部影片，如李安执导的描写爱国女青年与汪伪特务情爱关系的电影《色戒》，魏德圣执导的描写日据时期台湾少女与日本教师爱情故事的电影《海角七号》，和陆川执导的塑造了一位有正义感的日本军官形象的描写南京惨案的影片《南京！南京！》等。这些影片的上映和观众普遍称赞的反响，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基于人性视角的创作即使面对敏感的中日关系，也大都能够通过民族主义高涨的中国大陆多数普通国民的情感“审查”。　　二　　出现上述情况严格说来并不奇怪，因为，“文学即人学”，“人性发展是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2]文艺乃至艺术存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展现人的生存状态，透视人的情感生活，理解不同人所具有的感情、欲望、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