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警务——追求“善治”的一种选择.docVIP

积极警务——追求“善治”的一种选择 　　[摘 要] 积极警务是基于善治理论框架下的实践探索，是警与民“在良性互动中”寻求社会管理的“善治”，积极警务反映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积极警务要求公安机关紧密结合新世纪新阶段社会治安形势发展变化的规律特点，围绕警务工作对象，警务工作所要实现的目的，社会公众对警务工作的需求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积极预防为主，先发制敌、主动出击、严密防范、务实措施、便民利民。 　　[关键词] 公共管理；善治；积极警务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1-0126-03 　　公安微博、警务广场、网络警务室、警民恳谈会、警营开放日、大接访活动、创意警务、警民协作机制、网上警务办事大厅、社区民警住区制等近一段时间公安机关频繁推出的警务创新新举措，彰显出我国公安机关积极创新警务观念、模式的实际行动，正所谓“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的大胆探索和创新实践。从其收到的成效看，公安机关探索警务改革与发展的诸多举措中，“善治”的理念已逐渐被警方高层决策者和广大公安民警所接受并进入实质实施阶段。 　　一、 积极警务的理论依据和要义 　　我们将现实公安机关推进的一系列警务创新之举用“积极警务（Active policing）”这个概念表述，基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依据并有其特定的内涵： 　　（一）积极警务的理论依据 　　一是善治理论。“善治”是21世纪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最重要的范畴之一，善治的本质特征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它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善治就是进一步法治化的进程。善治强调的是公开、透明、民主、参与等，当世界银行组织最先提出善治的口号时，旨在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因此，追求善治的核心，就在于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互动管理、友善合作、良性互动。我国公安机关的性质和职能较为典型地反映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在当今时代，用善治理论指导和谐警民关系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正如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引论》中所表述的观点，善治的实现是政治制度的终极目的，善治是在概念上比民主更为一般化的治理目标，并且“善治既是对中国传统的善政善治概念的借用[1]，更是对当代西方good governance的借用。当我们用善治理论指导警务工作创新时，就会超越传统观念，就会不满足于仅仅履行政府职能，而是更加注意对整个社会好的治理，力争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政府利益或某个集团利益的最大化。按照善治理念的指引，警务创新的实践探索应沿着民意引导警务、构建民生警务、警民共建和谐社会的方向努力。在这个背景下，积极警务正是追求“善治”的一种选择，倡导用积极警务理念引导公安工作创新，关键是要结合具体行政区域社会治安形势，采用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警务模式，在预防犯罪和控制社会治安局势上做足“功课”并构建防患未然的社会管理体系，使社会不安全度最小化，社会和谐度最大化。 　　二是“积极警务”成功的实践探索。无论在中国还是国外，现实成功的实证性案例支持了这一理论学说。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的警务改革模式，其中有代表性的范例当属“利奥波德警务行动计划”和“伦敦默西塞德地区警务战略”。上述两则积极警务的实践例证凸显出警察职能的社会服务性，警务工作重心与社会公众安全需求的密切关联性，为控制犯罪警务行为的前置性，管理主体强调引导社会公众和群众组织主动参与，警务战略规划突出信息情报主导。另外，英国积极警务实践还注意了警力资源的有效整合、警察组织机构适时的变革、警察文化建设的与时俱进等。基于新公共管理与“元治理”（meta-governance）背景下的英国警务变革收到良好的社会反响并有效提升了公众安全感。 　　如今，积极警务在国际社会日渐兴起、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倍加推崇。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各级公安机关在加快警务改革进程中，用积极警务的理念作指导，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先后推出了“农村社区化管理”、“城市外来人口居住证制度”、“打防管控一体化机制”、“社区民警驻区制”、“互联网社区警务”、“全员包村、时段控制的社区网格化警务”、“高峰勤务警务”、“精神病人管控”、“网络涉稳舆情引导机制”、“警察微博”、“网上警务室”、“警民恳谈日”、“警营开放日”、“警务广场”、“公安机关大接访”等积极警务模式。纵观我国近年来积极警务实践，有别于传统的“以事件为中心”的消极警务（或者称之为“反应型警务”），积极警务行为的主动性、前置性、防控性、服务性、民生性、人文性特征明显。如对社会治安的整体防控特别注重信息的采集和分析，注重不安定因素的及早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