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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防治中的伦理学问题及对策 　　[摘要] 随着艾滋病的迅速蔓延，其防治中的伦理学问题日益激化，主要体现在疾病歧视与道德恐慌、个人权利与公众健康、隐私保密与知情权力及社会责任与行为引导4个方面。化解这些伦理冲突，保障艾滋病患者应有的权利，必须坚持仁爱与宽容、有利和公正、自主和协调的原则，从而推进艾滋病的防治，维护社会伦理正义，重建平等和谐的新型伦理关系。 　　[关键词] 艾滋病；伦理学；伦理分析 　　据《2011年世界艾滋病日报告》统计，至2010年年底，全球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3 400万人，死亡人数约为180万人，相对于人类目前的医疗科技水平，艾滋病始终是一种不可治愈的传染性疾病。另外，由于性滥交、吸毒等道德问题总与艾滋病如影随形，因此艾滋病带来的社会恐慌，无论在道德伦理上还是医学治疗上都是前所未有的[1]。艾滋病患者的各项权利保障问题可以看作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社会问题，但其归根结底是一个伦理问题[2]。近年来，人们对艾滋病病毒（HIV）生物医学预防的许多策略都进行了探索[3]，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和发展，医务工作者在攻克艾滋病，为患者带来福音的同时也涉及到许多不同于其他疾病防治的与伦理学相关的问题，因此，在艾滋病的防治与艾滋病患者的权利保障之间找到合理的平衡将成为进一步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措施。 　　1 艾滋病防治中的伦理学问题 　　1.1 疾病歧视与道德恐慌 艾滋病在人类的认知中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大众对艾滋病的恐慌大都伴随着对性自由、同性恋、吸毒等行为带有浓厚道德色彩的个人批判，而这些阴影也同样笼罩在由于血液交易、输血意外或母婴传播而感染的患者身上。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不仅仅存在于普通人群，甚至临床医护人员也存在“谈艾色变”的现象。但是艾滋病是否等同于道德腐坏？大众又是否有权利对因为性滥交或吸毒而感染的艾滋病患者进行道德裁决或审判？人们惯于在谈论艾滋病时倾向于“罪与罚”的因果报应理论，认为艾滋病本身是患者不良行为的结果，更是对其道德腐败的惩罚，这种认知不仅可以用于减轻大众对疾病本身的恐慌，而且可以为其对艾滋病病人的蔑视情感提供充足而合理的理论根据[4]。但是，这样的道德抵制不但有碍于对艾滋病传染的管理，更可能加剧艾滋病患者产生抵触、敌视甚至极端报复社会的心理[5]，其本身的合理性更是有待商榷的。 　　1.2 个人权利与公众健康 艾滋病患者个人权利与公共健康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公共强制力与个体自由之间的矛盾。公民的自由可分为2个层面：一是个人自然权利的自由，其具有绝对意义；第二则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自由，是作为社会成员而享有的自由[4]。众所周知，疾病监控是公众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旦疾病形成对公众人群健康的威胁，社会将支付高昂的成本，因此疾病预防显得格外重要，艾滋病作为一种潜伏周期漫长、初期无明显症状的传染病，如何进行早期干预和预防成为公众健康问题的一大焦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24条第1款有如下规定：“对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予以隔离治疗……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部门协助治疗单位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该条款的制定不仅与艾滋病患者的个人权利相抵触，还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即艾滋病患者是否有权选择是否接受治疗？如果以患者的个人权利为出发点，那么患者能够决定自己是否接受治疗，但是该行为产生的后果如对公共健康体系产生不良影响，结局通常是艾滋病患者接受强制治疗。因此，如何处理公共健康中社会利益与个体权利的关系，成为艾滋病防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3 隐私保密和知情权力 疾病的医学防治中，知情权力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对其自身病情及治疗程度的知情权，另一方面指当社会发生公共医疗卫生事件时，作为社会成员的知情权。本文主要讨论后者。当发生重大医疗事件或者公共卫生危机时，政府和医疗机构有义务将尽可能全面的信息发布给广大社会成员，使之对于公共卫生事件具备理性和清醒的认识，从而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维护自身的健康和安全[6]。艾滋病作为一种传染性强，传染范围广的疾病，无疑会对社会成员的健康带来十分巨大的威胁，因此对其传播、预防及治疗途径的充分普及和了解是社会成员知情权的体现。但是艾滋病的传播主要通过最为隐私的性接触发生，这就意味着社会成员不可能掌握病源的充分信息，也将为公共健康的维护制造障碍。另一方面，由于艾滋病传播途径的特殊性以及长期以来社会对于艾滋病患者的道德偏见，患者信息一旦公开则势必伴随其个人利益及人格尊严的损害，更有甚者，在婚姻关系中，患者配偶在得知实情后多数会选择离婚，患者将遭到抛弃和歧视，尤其女性患者更易受到伤害。同时，严守患者隐私也是医德规范的重要组成内容。因此如何把握艾滋病患者隐私保密和社会成员知情权力之间的平衡将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