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人感兴趣.docVIP

要对人感兴趣 　　“我比较好奇。认识一个人，我就要学他，他懂的知识我都问一下。人家觉得你对他感兴趣，他自然也对你感兴趣。”刘香成说。 　　文|木子舟 图|王晓东 　　不知为何，院子里那两株百岁的石榴并未硕果垂枝。往年收成不错，刘香成会将成熟的石榴摘下来，榨汁，取少许兑以三分之一的意大利白酒和三分之二的金酒或伏特加，调成秘制的“石榴马蒂尼”，以飨来客。 　　2008年，《China， Portrait of a Country》（《中国：一个国家的肖像》）付梓，刘给老摄影家徐肖冰和侯波夫妇送样书时，还顺道带上一些他们喜欢的新鲜的石榴。当时徐肖冰92岁，侯波84岁，前者已经“老得拿不起书”，后者作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跟随毛长达12年，在刘香成的书房墙上挂着的唯一一张照片，就是侯波的大作—晚年的毛泽东临水而立，老树寒枝倒映在湖上，毛的身影也在水中。 　　侯波老先生于上世纪60年代拍摄这张照片时，刘香成刚刚拥有自己的第一部相机—12岁那年，父亲刘季伯的一个朋友送给他一台相机，牌子早已不记得，但彼时的他应该想不到，自己的一生会与摄影结下不解之缘，并借此见证中国与世界的巨变，也收获他一生中无数的名声与赞誉。 　　摄影 　　沏茶的时候，来自云南的保姆阿姨说，“刘先生喜欢坐在那张椅子上”—那是这座四合院西厢房里餐桌的主位，从彼处可以看见院子里的两株石榴、一棵海棠、一丛修竹，以及仍属北平的天际线。 　　按照刘香成的习惯，访客通常坐在他的对面，如果他转身去添茶倒水，你可以看见他头上的玻璃屋顶外高高的香椿树—宅子位于景山和北海之间，传统的四合院尚未被拆除殆尽，香椿树自邻居家院子探过枝头来，再过几年，恐怕大有荫泽房顶之势。 　　2013年10月23日，霜降。眼前这位声名显赫的摄影师和传媒管理人放下茶杯，开始回答记者的第一个问题：一个摄影师的教养是如何获得的？ 　　然而，“我的摄影训练完全是个意外。”他说。1970年，生于香港、又分别在福州和香港度过他的孩提和少年时代的刘香成赴美留学，进入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攻读国际关系与政治专业。他参观过美国摄影师杜安·迈克尔斯（Duane Michals）和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的摄影展，也曾经在纽约第50街的小图书馆看到过法国摄影师马克·吕布（Marc Riboud）的《中国的三面旗帜》（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并为之着迷，但直到1974年，刘香成才遇上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导师—《生活》杂志的摄影师基恩·米利（Gjon Mili），并在后者的推荐下进入《生活》杂志实习。 　　长达九个月的相处中，基恩·米利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请我喝过威士忌，也给我削过苹果，就是没有说过照相要用多少光圈，快门和敏感度该怎么样。他就是爱把自己喜欢的照片剪下来贴在墙上看，看完再看，看完再看。结束实习之前，他让我去 28层的档案室好好看看片子，于是我就发现了布列松、艾森斯塔特、马克·吕布等很多大师的底片和样片，那一刻我才呆了，也是在反复看的过程中，学会了怎么读照片。” 　　刘香成还提及过一个祖籍苏州的华裔教授利昂内尔·曹，“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喝咖啡聊天”，刘香成大学毕业后，曹得知他有志于从事新闻业，便安排刘香成与他的同学、时代集团的总裁凯尔索·苏顿（Kelso Sutton）见面。凯尔索只问了他一件事：“年轻人，你这辈子想要做什么？”刘香成立即回答：我想到中国去。 　　中国 　　1976年，刘香成受《时代》周刊委托，进入中国拍摄毛泽东的葬礼。滞留广州时，他拍下了珠江边上戴着黑纱打太极的人们。刘感觉到，“他们把很沉重的一个包袱放下来了”，他们的肢体和表情微妙的变化告诉他，“中国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人类的故事”。 　　1978年，他再度返华，成为《时代》首位驻京摄影记者，从此开启了他“毛以后的中国”的拍摄之旅。他的镜头下有国家领导人，有普通老百姓，也有刚被平反的文化人—例如诗人艾青。“我给他拍照片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故事：他们在新疆的时候，在地上挖了个坑，人就住在坑里，坑上是一张塑料布，拿几块石头把布压住，因为在戈壁沙漠，风一吹，‘沙雨’就漫天而下。” 　　受艾青的启发，1979年，刘香成和同事Richard Burnstine从上海登上火车，直奔新疆乌鲁木齐。他们订了一个软卧包间和两张硬座票，时不时到硬座车厢和人们聊天。谈话不足为观，反倒是车窗外日渐贫瘠荒凉的景观，加深了他对中国的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profound pragmatism（深刻的实用主义）？因为我们的这块土地不好，人口很多，‘I need to survive（我需要生存）’，这就是中国的特色。这是中国人的filter（滤镜）。”刘香成说。 　　更为人所知的是他与吴祖光等人的交往。他的3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