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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旗插入国际拍卖圈后的尴尬 　　作为委托售卖关系的一种特殊模式，近现代意义的拍卖行为起始于古罗马时期，并兴起于欧洲重商主义下的十七世纪。1660年11月，英国出现旧船、废船拍卖；1689年2月又有绘画及手稿拍卖；1739年首次拍卖房地产。拍卖市场培育了成熟的拍卖行，到1741年和1766年，当今世界两大拍卖行苏富比和嘉士德，分别在伦敦成立。当时伦敦已有60多家大大小小的拍卖行，拍卖业十分红火。1744年3月，苏富比举办首次拍卖会，拍卖标的是贵族遗留的百本书籍。1766年12月，嘉士德举办首次拍卖会，拍卖标的是贵族的各类遗物89件。这期间，世界上著名的拍卖行相继问世，如1705年，奥地利陶洛士拍卖行，1766年，伦敦塔索尔马匹晶拍卖行；1796年，英国菲里普斯文物艺术品拍卖行；1852年，巴黎德鲁奥拍卖行等。从时间意义上说，欧美拍卖行有230多年的历史，相当于比我们整整早200多年。 　　欧美对拍卖立法上都采取了谨慎态度，承认了拍卖这一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坚持拍卖的委托代理本质和拍卖结果的合同主义原则，尽量避免法规之间的冲突和断裂，各法规之间能相互响应和衔接。如德国商法典在第四篇“商行为”第三章“行纪营业”中对拍卖行为作了一般性规定，拍卖的法律框架还进一步受到联邦经济部通过的《拍卖人条例》的制约，在涉及强制拍卖行为上，德国《民法典》和《强制拍卖法》中也有相关规定。美国统一商法典也把拍卖纳入到合同项下，并在统一买卖法中进一步作了规定。英国成文法采用开放主义手法，至今都没有对“拍卖”进行明确定义，也没有一部“拍卖法”涵盖拍卖的所有规定，有关拍卖法可见于1845年《拍卖商法》，1867年《土地拍卖法》，1893年和1979年《货物买卖法》，《公司法》和《合同法》，《1987年消费者保护法案》，以及欧盟的《不公平条款和消费者合同之欧盟指令》等立法。 　　欧美各国都相当重视拍卖关系中所产生的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并承认一部单列的拍卖法是没有能力涵盖复杂的拍卖行为。基于这样的共识，规范拍卖行为和问责等制度就会散见于各相关法规，形成了利用一切社会可利用的资源来综合规制拍卖行为的局面。以英国为例，1677年英国《禁止欺诈法》中已含有拍卖条款，英国1961年颁布的《虚假拍卖法》规定，凡当事人唆使、实施或协助进行虚假拍卖的为犯罪行为。 　　让中国文物卖出“中国价格” 　　2010年，伦敦拍卖行给乾隆时期官窑制造的一个古董花瓶拍出了5160万英镑、超过5亿人民币的天价。据悉，同样是官窑制造的“清三代”瓷器古董将于2011年元月中旬在北京专场拍卖，虽然这些藏品比伦敦那只花瓶更珍贵、更精致，但业界对这场“抗鼎之拍”的盛会能否为中国文物拍卖史创下一个追平或超越香港和伦敦的价格记录，却没有多少信心。一样的商品、甚至是更出色的商品，“好货”的价格反而远逊于“次货”，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 　　造成这痛心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文物“身份认证”制度缺陷。“身份认证”由两个层面组成，一是拍品的辨伪和等级鉴定机构及基于这些机构建立起来的权威和威信，二是拍卖行的口碑与影响力。道理很简单，只有相当高的权威认证和市场环境才能赋予持有人的文物以其意向的身份，也才能刺激收藏与投资需求。一个有严重操守问题，甚至从事洗钱的拍卖行，是不可能给拍品一个市场安全相符的好身份。 　　“身份认证”缺陷之地出土的文物往往流向“身份认证”权威所在地市场，这有助于解释我国数百万珍贵文物流落于海外的原因之一。近二十年来，国内出土文物大增，但也是文物严重流失的二十年。多数是走私出境，一些则是国内收藏家把文物以“高仿”艺术品名义带出国，然后拿到境外鉴定机构重新认定，目的就是想获得一个身份。 　　举世费解的“瓷器爱国主义” 　　巴黎近年曾举办了已故大工业家路易·韦耶的艺术藏品拍卖会，一件被法方专家估价30万至40万欧元的乾隆碧玉龙尾觥，被一名中国买家以200万欧元天价拍走。法国拍志行估价人马克·拉巴布称：中国买家举动“愚蠢”，被钱烧昏了头。 　　近年来，关于中国买家在海外拍卖行“疯狂”竞拍流失海外的中国古董文物和艺术品的消息，可谓层出不穷：2009年2月，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在巴黎拍卖会上被中国内地一名收藏家以3149万欧元的总拍价拍下，2010年11月，清朝乾隆粉彩镂空瓷瓶在英国一场拍卖会被中国富商以5160万英镑、超过5亿人民币的天价拍得。而今年3月，又是中国买家以1240万欧元的天价拍走了巴黎拍卖行上乾隆玉玺，也是中国买家以2205万欧元高价拍得《乾隆大阅图》第四卷《行阵》图。这些价格，均打破了欧洲拍卖行亚洲文物拍卖最高价格纪录。 　　中国历史上国家积弱等诸种原因，珍贵文物遭受空前掠夺，数十万宝贵文物流失海外，成为中国人心头之痛。中国买家在海外兴起竞购热情，英国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