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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内需的财政税收政策研究 　　摘 要：财政税收政策是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重要调控工具。充分利用财政税收政策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有利于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本文基于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从财政、税收制度障碍的角度，简要分析当前财税政策的欠合理部分对扩大内需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出促进消费需求增长的建议和措施。 　　关键词：消费需求；制度障碍；财税政策 　　一、财政制度对扩大内需的障碍 　　1.财政收入增长过快 　　从财政政策的大方向上看，相信当前甚嚣尘上的“唯财政收入增长论”对于绝大多数关注国民经济的民众来说并不陌生。财政收入连年超GDP速度大幅增长，从2009年11.7%的增长率到2010年的21.3%，再到2011年的25%，虽然受当前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影响，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但不可否认的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虽然财政收入的高速增长显著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做到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是，以税收为主要来源的财政收入也挤占了很大部分企业和居民的收益，使社会财富分配向国家倾斜，减少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阻碍了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 　　2.财政支出结构欠合理 　　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长期以来我国偏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虽然拉动了钢铁、水泥建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GDP的增长，但投资过度亦导致了近几年严重的产能过剩和经济失衡问题。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投资率由2000年的35.3%上升至2010年为48.61%，大大高于国际投资率20%左右的水平。与此同时，财政支出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方面的投入比重仍然过低，居民的生活负担过重，从而抑制了消费需求。从国家统计年鉴的数据来看，2007年至2010年，我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财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0%～10.9%，医疗卫生比重从4%逐年上升到5.3%，教育的比重在13.7%～14.4%。相比之下，从《金砖国家联合统计手册2012》发布的数据来看，经济总量远不如我们的巴西，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方面的财政支出在2007年至2010年始终维持在31%～35.5%，医疗卫生支出也高于我们同期1个百分点左右；而南非的医疗卫生高于我们4至6个百分点，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也要高于我们同期2至3.5个百分点。 　　如果将这些数据转换成人均分配量，居民受惠于财政支出的差异则更加明显。虽然从2007年至2010年我国的财政总支出（以两国本币计算）是巴西的6～8倍，南非的8～9倍，但我国人口总量是巴西同期的7倍，南非同期的27倍，再考虑汇率因素，将数据折算成同一币种下的人均值，我国财政支出的人均分配量只有巴西同期的20%～30%，南非同期的30%～40%。这只是总支出的人均分配量，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之前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的支出差异，人均受益量就更小了，人均教育和人均社保与就业受益分配量只有南非的24%～35%；人均社保与就业受益量只有巴西的6%～10%；医疗卫生人均受益量只有南非的13%～21%，巴西的15%～30%；如果再考虑两国的通货膨胀和物价指数变动，实际的受益量差异可能会更大。 　　也就是说，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财政支出总量折算到人均指标，受益量本身就很小，再加上政府在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力度不足，人均的实际受益量就更小了。而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供给严重不足，这就导致广大居民在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的压力过大，为预防疾病、购买保险和子女的教育而不敢动用资金去消费，形成有收入而不够花、有收入而不敢花的普遍现象，从而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 　　二、税制结构对扩大内需的障碍 　　1.流转税占税收收入比重过高 　　从税制结构看，我国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以直接税为辅，以财产税、行为税为补充的税制结构。每年国家取得的税收大部分是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流转税。虽然目前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在国家税收中的比重在稳步提高，但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小。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各项税收收入中，流转税占比达到52.9%，所得税占比为25%。而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税种属于间接税，具有极易转嫁的特点，生产者通过价内税或价外税的形式，将其直接附着于商品价格，最终由消费者承担。由于随着收入的增长，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在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中低收入群体人数远远大于高收入群体的情况下，整体而言，中低收入阶层的居民通过日常消费承担了大部分的流转税负。而我国流转税在税收总收入中的占比超过50%，毫不夸张地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成为我国税收负担的承担主体。这不仅使广大居民损失了交给生产者的那部分收益，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向中低收入者“转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