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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多元化：避免政府决策片面性 　　什么是智库？ 　　不少人第一印象会觉得神秘、高深、专业。 　　一些机构的研究成果未必在各类学术刊物和大众媒体中发表，而是以多种方式内部阅读、研讨，为党政机关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多次参加过全球智库峰会。今年5月30日，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要“充分发挥高校学科齐全、人才密集的优势，繁荣发展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作出贡献”。 　　认真对待这些“智库”的现状与问题，对政府决策和国家治理有基础性作用，也有利于我们在实际层面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一个理性的反思。 　　“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革命与建设传统中，知识分子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有人提出，对这个群体的态度，究竟是“统战”的成分多一些，还是“限制”的成分多一些，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这个国家的开放程度。 　　1956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中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这个方针到了现在，其基本精神基本没有改变。2013年5月底，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坚持学术研究无禁区、课堂讲授有纪律，杜绝有损国家利益和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言行。 　　由于国家整体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禁区”的内容一直在变化。80年代“市场经济”是个敏感词，到了1992年“脱敏”了；90年代初期“法治”和“人权”是敏感词，到21世纪初期这个词语也“脱敏”了。“脱敏”词语的扩大，体现了国家的进步。 　　2009年，笔者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组织的关于“三农”和“底层研究”的培训。一次讲座后，来自地方高校的一名青年教师提问，“您觉得中国未来县政改革的出路是什么”。来自社科院社会学所的这位权威学者脸色发生了变化。青年教师意识到了问题，马上解释，“我说的是县级政权的改革，关于乡镇政权的改革与‘省管县’等问题”。误解澄清后，权威学者继续侃侃而谈。 　　如果说“宣传”涉及到价值观问题，价值观涉及到某些重大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深层次话题，那么有一些社会问题，也会因此“敏感”起来，以至于社会上为类似话题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外界发现体制内的智库似乎仍然假设这些问题不存在。 　　研究若不足，政府就被动 　　很多社会问题本不是一个敏感问题，是底层研究的“实证”话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全国性的大型课题动辄需要上百万资金，这些研究的良好进行必须由国家财政提供补贴。然而，由于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动辄以意识形态为由，推动相关课题立项，导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国家财政提供资金支持的“智库”无法体现其职能。 　　国内话题缺乏研究所导致的问题未必过分严重。“智库”的“局限”可以由一些负有重大任务的国家部委来弥补。举例而言，最近几年来随着“社会管理创新”这一话题的屡被提起，政法委系统内的一些机关，由于具体业务具有调查权和执法权，可以命令各地部门收集整理当地和全国范围内的相关数据。由于这些部门的业务明显属于《国家安全法》所规定的业务范围，受限不大，因而颇有成果。 　　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至少说明了，相关的“智库”对不起国家给它们的财政支持和各种行政地位。由此导致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政府机构改革无法深入下去，以至于改革到了关键环节，总觉得为了稳定不如不改。 　　这种困境是会给国家带来难以化解的治理危机的。大约在2010年底，突尼斯发生了街头抗议运动，直到政府垮台。接下去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权更迭。有资料显示，中石油在建和投资项目潜在损失约为人民币12亿元。由于中非经济合作项目多以双边政治关系为基础，其安全性很难被保证。北非动荡时，外交领域的“智库”和相关部门颇受国家重点部门之指责。 　　相对其他国家部委的高收入，作为业务部门的外交部很难留住人才。外交部在省级及其以下，几乎没有下属单位，且在国内几乎没有多少业务，因而不具备多少和“市场经济”相关的额外收入。就整个国家而言，专门研究“北非”的也就几个官方“智库”，最主要的就是中国社科院的“西亚北非研究所”。 　　如果说有些问题会被认为是“敏感问题”，关于北非西亚的研究，并非敏感问题。今日中国处于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互联网络发达，其他国家政治上的变动不难与中国发生联系，互联网上的喧嚣与实际街头的变动未必有正相关关系。可是，这种喧嚣直接导致了相关部门的警惕和过分反应。究其原因，在于“智库”们没有就此提供充分的调查研究，而由于涉及到全球，又远远超出了某些部委的调查能力。 　　相反，美国在对北非变局的反应远远比中国主动。与中国数目仅为几十人的团队相比，美国对阿拉伯地区有数万人同时在研究。单单高校内就有20多所大学设有中东研究所、研究中心或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