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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摘要】我国原有监护制度以家庭血缘为基础，强调家庭私权自治，忽视国家公权介入。社会的发展与现实需要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重构国家监护制度是解决社会转型期监护缺失问题的必要途径，其重点是在原有监护制度基础上，健全和完善监护监督机制和国家代位监护机制两大核心要素。 　　【关键词】未成年人 国家监护 监护监督 代位监护 　　学界多年来一直在反思和检讨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利害得失，不断呼吁重构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加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以“国家监护主义”理论为基础重构我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已经成为共识。 　　对我国现行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反思 　　我国现阶段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立法规定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规也有所涉及。 　　现行法律体系构建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长期采取以亲属监护为主，组织监护为辅的制度设计，强调家庭私权自治，忽视国家公权介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原有监护制度已经无法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带来的各种新问题，过分倚重亲属监护、忽视国家监护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首先，社会转型中的单位、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等组织早已无力、无意承担未成年人监护义务。其次，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涌现出庞大的农村留守儿童和城市流动儿童群体，他们的监护人往往迫于生计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无法保障。为此，对家庭私力监护进行外部监督尤为重要。最后，未成年人监护职责不明，变更、撤销监护的程序和条件也缺少相应的具体操作规范。未成年人监护缺乏必要的监督主体和配套的监护监督机制。监护监督制度缺失是当前许多监护人疏于监护、监护不力或监护侵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很多未成年人辍学、离家出走、违法犯罪、流浪乞讨的重要原因。① 　　重构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核心要素 　　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弥补家庭私力监护不足、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有效社会保障机制。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应当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进行外部监督，切实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健康成长；二是如果未成年人家庭监护不力或者出现不能监护情形时，国家应迅速采取必要补救措施。 　　在仔细考察和比较各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法律规定后，我们发现各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一般都包含五个基本要素：一是国家监护基本原则法律规范；二是监护事项国家决定权法律规范；三是监护监督法律规范；四是亲权强行终止法律规范；五是国家代位监护法律规范。其中后四项要素是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的核心要素，也是判断一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是否存在及其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依据。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有监护制度法律体系以及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重构我国国家监护制度应该重点健全和完善监护监督机制和国家代位监护机制两大核心要素。 　　建立有效的未成年人监护监督机制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主体。笔者认为我国应当建立国家机关和亲属的双重监督机制。亲属与被监护人关系密切，易于沟通、了解情况，亲属担任监护监督人有利于最大限度保护被监护人利益，而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则有助于强化对监护人的监督。基层民政单位和基层法院作为未成年人监护监督机关比较适合。民政单位代表国家实施行政监督，法院作为司法机构实施司法监督。②可以考虑在民政部门内部设立青少年事务局，行使监督监护权力。当发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威胁时，事务局有权进行调查取证，并就调查结论向监护人提出督促建议，或指定监护监督人督促监护人改善监护质量；监护人拒不改正的，青少年事务局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③同时建议基层人民法院成立家事法庭或者指定监护法官专门负责审理监护事项。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案件行使监护人确定、变更、处分、撤销等权力。此外，人民法院亦可主动依法启动司法监督权，审查监护监督人履职情况。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的范围。笔者认为虽然目前对所有监护人均实施强制性监护监督并不现实，但至少应重点将不是父母担任监护人的情形纳入监护监督范围。而对于父母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应考虑将下列情形纳入监督对象：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已受侵害的家庭；父母有严重不良行为或者违法犯罪行为的家庭；父母离异家庭；父母对子女放任不管的家庭等。④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人的产生和职责。一方面，父母以外的人担任监护人的，监护监督人可由遗嘱指定产生。没有遗嘱指定监护监督人的，可以由青少年事务局选定监护监督人。另一方面，对于父母担任监护人的情形，当出现前述几种情况可能对未成年人的监护不利时，青少年事务局有权任命监护监督人进行重点督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