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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学术生产的批判性缺失及其当下反思 　　【摘要】繁荣的汉代学术以文献整理为学术基础、以政治需要为学术目的、以经学为研究重心、以诠释学为研究方法，守成有余，而批判不足，批判性缺失明显。从批判性缺失这个层面对汉代学术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有助于从源头反思中国当下学术种种怪象，促使当下中国学术彻底改掉汉代经学一些陋习，回归学术批判性本性。 　　【关键词】汉代学术 学术生产 批判性缺失 　　以文献整理为学术基础、以政治需要为学术目的、以经学为研究重心、以诠释学为研究方法的汉代学术，无论是理论的批判，还是对现实问题回应的实践批判，都明显缺失。值得重视的是，汉代确定的政治、文化基本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汉代确立的学术生产的基本模式，也深远地影响后世的学术生产。从批判性缺失这个层面对汉代学术生产方式进行批判，有助于从源头反思中国当下学术种种怪象。 　　汉代的学术生产方式 　　汉代学术繁荣与文献整理有极大的关系，其学术生产方式主要是文献整理与诠释，围绕文献整理而展开。“文献整理是汉代学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汉代学术成就的标志。”①汉代学者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制度、程序、方法、术语等学术规范。汉代一改秦代有武少文之弊，大兴文教。“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②作为汉代学术重心的经学在文献整理方面表现得最为显著，而其他如史学、子学和文学文献整理也成绩斐然。先秦流传下来的典籍，很多经过了汉人的整理和改造而定型。由于秦代“焚书坑儒”造成古代经典多有散失，为了补接文化断层，儒生们必须从文献的辑补、校正、训释方向入手，从而形成了汉学训诂的独特研究方法，以及经师们探索经典的家法。这套文献诠释的经学方法是汉代学术的基本方法，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效法，对中国学术生产方式的影响十分深远，开创了“经学时代”。发端于汉代的经学时代里，一般学者对经学外的学术不感兴趣，学者的学术才华被束缚经学藩篱内，缺失对研究对象应有的批判力。 　　汉代学术生产批判性缺失的表现 　　以经学为重心的汉代学术生产批判性缺失主要表现在： 　　不敢离经叛道。汉代是中国经学研究传统的开端，以经学为代表，汉代学术研究强调继承性。“经”，即恒常、不变。经学主导下的学术生产，只能解释，不能改变。无论是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研究，只能解释和证明经义的合理性，不敢离经叛道，不敢创立新的学说。这样的学术批判思想的缺失显然影响学术创新。作为汉代学术研究主力的博士及太学弟子，即使有具胆识者引入其他学派的学术方法、学术理论，研究经学有一定的成就，但万变不离其经。自武帝初置五经博士，至东汉光武帝立十四家经学博士几次重大变化，汉代学术的经学思维不断加强。当学者把所有的才华倾注在儒家几部经典的解释上，难免会重复、繁杂和空疏。正因为繁琐和空虚，经学发展到东汉后期急剧地走向衰败。 　　墨守师法家法。西汉经学以讲求师法为原则，注重家法。“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③师法虽有不同，但都是以先师传下来的经文和经说作为尊奉的楷模，从宗师的立场说，二者性质上是相同的。汉初开献书之路，广立学宫，于是经术之士得以身显。当时各守其传，自立门户。并且持论甚严，不肯轻易师法。虽然严格的师法家法使师生之间的关系紧密起来，开求师问学和尊师重道学风。但从学术发展来看，儒宗强调师承关系，各以家法教授，必然引发学术弊端。要创立新派，在师说之外另立新说，这就势必破坏师法原则。而不守师法是得不到承认的，如《易》经学博士缺人，众人推举孟喜，“上闻喜改师法，遂不用喜。”④抱残守缺，让学术研究繁琐冗杂而空虚，以致学者终身不能明一经。汉学家法使经学的传承得到了基本保证，但其末流所及，墨守师说，固步自封，也严重束缚了学术的发展。而这种唯师而不唯真的学术取向，也背离了学术的基本道德。 　　趋附政治功利。在“通经致用”思想指导下，汉代学术的直接目的在服务政治，学术研究趋附政治功利，缺乏批判性。学术依附于权力，不顾客观真理，严重违背学术道德。这种将经义附会政治的做法，很容易造成经学的庸俗化。两汉之际，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而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而作《法言》，这种学术上的创新，竟然因为不守章句，遭到恶意的攻击。把学术问题政治化，扼杀学术创新。作为学术研究主力的经学博士一味地在经典中寻找依据，证明现实政治的合理性。而不对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进行创新性理论研究。当经典的义理无法解释、解决社会出现的具体问题时，教条的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汉代学术随同汉代社会的一起崩塌不可避免。 　　汉代学术生产批判性缺失原因 　　造成汉代学术生产批判性缺失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 　　政治控制学术。中国学术生产与政治需要天然紧密联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