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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纪录片 　　培养纪录片武汉观众群 　　先要说说纪录片导演。 　　很少有投资人敢投资纪录片，拍摄周期长不说，回报也不能保证。于是大多纪录片导演都选择自己掏钱拍，他们并不希望拍出的作品让社会发生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或者一定要解决什么问题，只是为了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 　　他们靠接商业宣传片来赚钱养活自己的纪录片。梁译文和很多纪录片导演都是好朋友，“常人消费是在吃、喝、玩、穿，而他们的消费就是做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纪录片。” 　　纪录片相比其他类型的影片，关注度可以说极低。据每年纪录片的蓝皮书显示，最好的情况下，观众也只有10几人，甚至发生过导演自掏腰包请人观看的“惨淡”事件。 　　而在湖北剧院免费观影活动能达到几百人的“豪华观众阵容”，梁译文表示这已经非常成功了。 　　湖北剧院所租场地有233个座位，“星宇放映”第一、二场分别到场100多人，到了第三场，260人，没位置坐的观众就挤着站在走廊上。 　　梁译文对此很感动：“就感觉自己在做的事情原来有这么多人回应。我们最初真的以为会冷场，尤其在与导演的互动环节。意外的是观众特别热情，不断举手提问，到最后时间都不够用。” 　　第三场放映时，刚好遇上儿童节，为配合时间节点，梁为超与梁译文选择了一个讲述小学毕业班故事的纪录片《初潮》。 　　有一位不愿透露身份的小学老师算是“星宇放映”的铁杆支持者。第一场带女儿来看，第二场和好朋友一起，第三场更是自发在班级qq群里倡议“家长应该来看看，了解一下未来两年会发生的事以及纪录片这种电影形态”——经她号召，有50多位家长与孩子到场。 　　这种热爱纪录片的热心观众很多，他们会在所处小群体内传播放映信息，整理出报名名单。这些“联络人”甚至会在放映当天自发到湖北剧院门口帮忙。纪录片是记录漫长生活的过程 　　梁为超和梁译文是亲兄妹，父亲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从小受到熏陶，对于电影，尤其是纪录片有一种特别的情结。2008年，两人在北京设立公司做纪录片制作。2011年又回武汉成立了纪录片制作公司：“我们本来就是武汉人，对这里环境也比较熟悉。” 　　做“纪录片免费放映”的活动，是两人很早以前的想法。圈内有几位导演好友，同时也组织放映活动。比如北京的“一亩三分地”，杭州的青年电影节。 　　梁为超与梁译文看到了这种活动的影响力，觉得武汉也应该有类似平台推动纪录片的良性发展。“现在有不少纪录片的放映活动都是用投影，但其实很多片子是高清片源格式，适合在大屏幕上观看，我们希望能给观众带来这种观赏效果，让更多人觉得纪录片也是有意思的。” 　　“星宇放映”的免费看片活动，目前播的都是作者式纪录片，拍摄周期特别长，前面所说儿童节放映的《初潮》，两位导演就跟拍了两年。片子拍完有200多小时，最后剪辑出来的完整版是82分钟。“一个人的故事不可能在一星期内就发生完，本来就是一个漫长过程。” 　　实验阶段与商业氛囤的不平衡 　　最初梁译文想在观影前象征地收取少量费用，但念头一闪而过。她认为现在纪录片市场依然不发达，在武汉更是小众，很少人愿意掏钱来看，所以干脆让观众尽情来。 　　对于观众来说观影免费，意味着“星宇放映”需要更高的投入，“场租、人员经费、宣传资料制作……每场活动费用过万。” 　　现在这些活动费用是利用星宇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制作收入在贴补，梁译文介绍： 　　“目前我们公司有多个项目正在进行中，流动资金还能支持，持续下去没问题，但如果想要扩大，可能真的需要投资商。” 　　那么是否考虑投入比较小的咖啡馆作为观影地点，“肯定不会。首先它不可能满足200人同时观影，而且咖啡馆环境再暗，也营造不出影院效果。国外影展都是在影院进行，咖啡馆只能作为一个观影后的交流场所。” 　　一方面希望更多的人能知道，一方面却又得控制人数。梁译文在这方面很纠结，“湖北剧院每场只有200多个位置提供，我们需要限制人数，所以没有做太多广告式的大面积推广，但如果不推广又没人能了解。” 　　除此以外，活动的时间也让梁译文觉得尴尬，“周六中午12：00确实影响了不少观众进餐，只是这一天本来就是各影院票房较高的阶段，影院担心会冲击大片票房，都不愿意接我们的活动，毕竟我们只能给场租。” 　　7月即将放映的影片《算命》，片长2小时9分钟，而“星宇放映”与湖北剧院签订的合同里，活动时长仅限2小时30分钟，这就意味着后边的互动环节只能压缩在20分钟内。 　　“而前几次的互动环节都热到无法收场，为了不影响影院后面的正常进场，我们每次只能被迫停止。7月份的活动我们还在尽力和影院沟通，看能否延迟半小时。” 　　让“看纪录片”成为习惯 　　有观众疑惑既然“星宇放映”的资源丰富，为什么每月不做多一些场次。“实际这是一个正常的频率。因为我们一场刚放完几乎就开始为下一场做准备了。要考虑与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