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管束和消除特权.docVIP

用制度管束和消除特权 　　特权是封建剥削思想的余孽，是权力的异化和私欲的膨胀，是滋生腐败的温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毋庸置疑，我们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能够秉公用权、清廉自守，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追逐政治、经济上超越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力，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人民群众和公共利益之上，严重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疏远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损害党的声誉，侵蚀党的肌体，必须坚决反对，从严治理。而治理的根本之道，就是把特权牢牢地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一、突破制度约束的特权现象 　　不受制度约束的特权现象形形色色，表现各异。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三类：公共权力沦落为身份象征，职务消费演变为职务享受，公共权力蜕变为圈利工具。归根结底，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私有化，作为谋利的工具。 　　公共权力沦落为某些领导干部的身份象征。一些干部“官本位”思想严重，级别不高，排场不小，非得处处特立独行，才觉得有“面子”、显“身份”。有的交通通行特权化，挂特殊号牌、用特别通行证、免交道路通行费，以彰显身份特殊。有的在辖区消费不付款，如参观景点不买门票、不付讲解费等，觉得付钱就掉了架子、跌了份子、失了面子，没有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有的讲究级别排场、强调接待规格，非常在意主席台甚至餐桌的位置、接待方的身份是否对等，皮包要人代提、车门要人代开、茶水要人代续、电梯要人代按，领导之“架”端得很足，领导之“谱”摆得很大，惟恐别人不知他的级别、地位和权势，特权思想作祟到极致。 　　职务消费演变为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享受。国家公职人员在履行职务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可避免的消费开支，如公务用车、接待、出差、会务、办公等费用，这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工作必须的。但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职务消费出现了过度现象，逐渐演变为某些领导干部的职务享受，“三公”消费已成为群众最为诟病的干部特权之一。一是公车违规配备、超标及私用现象严重。根据中央规定，正部级以上干部一人配一辆专车，副部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不配专车。但目前的状况是，专车“遍地开花”，不仅厅级干部、处级干部，甚至县直部门和乡镇的科级干部都有专车。而且屡屡爆出“贫困县县委书记配百万豪车”、公车扫墓、公车送学、甚至公车“跨国执法”的新闻，乡镇党委书记配20多万的专车司空见惯。二是公务接待奢侈浪费屡禁不止。当前，公务接待的标准既不是党委政府规定的，也不是财政规定的，而是宾馆、酒店规定的“多少钱一客”。进高档酒店、品高档菜肴、享高档烟酒，一顿饭轻松吃掉几千甚至几万、几十万。同时，公款吃喝随意性极大，只要有上级单位的人员参加，就可以算是公务接待，甚至领导的私人宴请也可以算作公务接待。在中央提出“八项规定”要求厉行勤俭节约的情况下，个别领导干部仍然顶风违纪。如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海南省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王群公款花费1.5万元宴请个人朋友。原格力集团党委书记、总裁兼珠海市金融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周少强，被曝在当地一家豪华会所公款消费，一顿饭仅红酒就喝了12瓶，其中不乏拉图、奥比昂等名酒，总价高达七八万元。珠海市国资委纪委调查后称，当晚只喝了6瓶，另外6个空瓶是“学习红酒知识的道具”。此论一出，舆论哗然。周少强也被一些网友戏称为“学酒哥”。三是明目张胆的公款旅游穿上了“马甲”。一些单位以“学习考察”、“招商引资”、“巡视研讨”、“培训调研”等看上去特别具有进取意味的活动作为公款旅游的包装，把公款旅游巧妙地隐藏在公务活动之中。如深圳市龙岗区司法局原局长何旅华，被网络举报“5天14万天堂豪华游”。媒体调查后发现，考察团在抵达上海的当天下午参加完一个座谈会以后，就赴上海、苏州、杭州三地，遍览中国馆、南京路、黄浦江、寒山寺、西湖等著名旅游景点，且入住多家五星级酒店。四是豪华办公室层出不穷。如山西省吕梁市粮食局局长贺海昌，使用79平方米的套间为办公室，配备了卫生间、双人床。 　　公共权力蜕变为某些领导干部的圈利工具。共产党人的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应该用来为人民服务，但某些领导干部却把手中的公共权力演绎为圈利工具。一是利用职权封妻荫子。思想上充斥“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观念，把政府机关视为个人的“自留地”，不择手段安排子女就业、晋升，限定报考条件的“萝卜招聘”、领导子女交换进入对方部门的“互助招聘”、官二代的“火箭晋升”等“拼爹成果”屡见报端。二是利用职权为子女经商谋利。如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滥用职权为其女儿、女婿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温莎广场”办理地价减免手续，少交土地出让金1.2亿多元。三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如某些地区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向领导干部定向销售位置、配套俱佳的商品房，一套房就可轻松获利数十万元甚至数百万元。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