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理想与真情谱写我的人生.docVIP

用理想与真情谱写我的人生 　　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在风风雨雨中度过，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光辉的理想始终在向我召唤，灼热的“情”字始终温暖着我的心。 　　父母、夫妻、儿女和兄弟姊妹的浓浓亲情，自然是支撑我人生的支柱。尤其是我们夫妻间的深情和政治思想上的绝对信任，更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稳步前进的动力。我们共同感悟人生，与祖国人民同步前进。我们相濡以沫，没有虚度岁月。 　　20世纪的40年代，我在有“民主堡垒”美誉的西南联大开始政治学步，那里的春风沐浴了天真幼稚的我。尤其幸运的是，我起步就遇上了一大批先知先觉的引路人，使我从此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而且终身无悔。解放后，在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时，当我被逆流无情冲击的时候，正是这些战友给了我最强有力的支持、鼓励和信心。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我们这些人不少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厄运，一个个坚持真理的勇敢行为也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支持。1979年，“文革”终于宣告结束，中国的天空再度展现彩霞。我们这些重新获得自由的老同学、老战友们又在北京欢聚一堂了。这个历史性的聚会，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灵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的“商务战友” 　　我一生从事新闻工作。1945年当记者的第一家报纸是重庆的《商务日报》，采访的首次任务竟是1945年决定中国命运的国共两党间的“重庆谈判”。当时，共产党的《新华日报》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针锋相对，斗争激烈。《商务日报》虽然是重庆商会的机关报，社长还是个三青团的头头，这时扮演的却是一个中间角色，起了为争取和平前途敲边鼓的作用。这都是中共地下党渗入以后作了大量工作的结果。当时，这家报纸的编辑部和采访部的实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几个共产党员手中。他们既精于业务，又善于做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对象。自从与这些经验丰富的老战士一起工作，我深感有幸进入了另一个革命家庭，结识了又一批师友。后来几十年的历史也证实，无论在怎样艰险的条件下，我们都是可以相互信任和支持的战友。解放以后，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新闻战线的出色精英。 　　走外宣之路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这一辈子走得最长的路，是一条用外语向世界介绍中国的道路。从重庆谈判中在上海创刊的《NEW CHINA WEEKLY》（《新华周刊》），解放战争中在香港创刊的《CHINA DIGEST》（《中国文摘》），新中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个对外刊物《PEOPLE’S CHINA》（《人民中国》），1957年进入宋庆龄所创办的杂志《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现名《CHINA TODAY》《今日中国》）主持工作，直到1989年我67岁时离开岗位退休。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变化，如今该单位已有一支日益壮大而又经验丰富的外宣队伍，为促进中外的互相了解和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倍感温馨。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几十年，我感悟出一条真理：中国只是这个偌大地球村里的一员，只有互相了解彼此相通，才能共存共荣。这是一项何等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为此献身的有志之士大有人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的一本《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识。我有幸与同样作出很大贡献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陈依范（JACK CHEN）长期共事，不仅在业务上受益不浅，同时他们在人品上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两位师友的教诲和深情，始终鼓舞着我阔步走在外宣这条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大道上。 　　飞虎奇缘 　　完全没有想到，当年偶然认识的几个驻扎在昆明的美国飞虎队队员，居然后来成了我的终身挚友，给我的人生经历增添了一笔浓浓的国际色彩。虽然不是同文同种，共同的理想却将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当时，他们是被派来援华抗战，但是对于中国却一无所知。他们很想了解这个国家的实情，于是找上门来和我们这些懂英文的中国大学生交上了朋友。前后两年，我们几乎每两周一次聚会，交流各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他们对于当时在延安解放区的新面貌十分向往，我们也对于他们如何在反对殖民主义中建立了年轻共和国的历史深感兴趣。我们发现，我们都在追求一个相同的目标：战后一定要建设一个和平的世界，让人民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战争胜利以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这几位美国士兵经过重庆回国的时候一部分人有幸见到了正在那里进行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其中，有三位还曾经在红岩村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并且亲耳听到他的预言：中美两国人民将永远友好下去！当时留下的一张历史性的合影照片，至今还作为中美人民友谊的象征挂在中国的博物馆里。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关系进入敌对状态达30年之久，我和我的美国朋友的关系也随之断绝。“文革”期间，这件事成了我“里通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