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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道路的深层内因 　　精彩导读 　　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发展仍迷惑不解的原因是，他们总是习惯用西方的理论与经验来诠释中国。 　　90多年来，特别是30多年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 　　中国要引领世界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还有文化上的，就是要为人类提供新的文明范式。 　　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总体而言，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仍迷惑不解。这里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观察家总是习惯用西方的理论与经验来诠释中国。 　　任何发展道路都是一定历史文化与发展实践的产物，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国今天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发展的深层动因 　　中国道路带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对一些西方经济学者来说一直是个谜。 　　西方发达国家增长率历史上最高达到3%～5%，而从1979年到2012年的3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E·赫尔普曼2004年感慨：“在过了200多年后，人们仍然没有找到经济增长的秘密”。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也指出：“世界上为什么有些国家富，有些国家穷，至今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要想解开发展之谜，必须从逐步递进的三个层次展开，即从物的层次、到人的层次、再到文化的层次。发展的逻辑是，财富的增长直接表现为资源的有效配置与增长，正是人支配物并创造了财富，而最终是文化塑造了人。 　　第一个层次，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在于“物”，即资源的优化配置。西方经济学重视研究这个话题，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就颁给了资产定价实证分析的三位经济学家。这种研究可为市场经济提供技术层面的工具。但西方经济学忽视了人，它以一个极其简单化的经济人假设把人抽象掉了。而财富的源泉是人。 　　第二个层面是人。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一切财富都是人创造的。哈佛大学终身教授波特在历经4年、对10个国家研究后完成了《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他认为：“在现代全球经济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选择，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承继的自然条件所决定。”中国科学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研制出原子弹，这种生产力不是西方数学模型能算出来的。因此，中国用以人为本为核心的发展观抓住了发展的关键。而西方经济学把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或生产要素，抑制了人的能动性。 　　第三个层面是文化。现代生物学显示，不同种族、不同个体间基因差异不到0.1%。但两个不同社会或民族的人站在一起，看似没有多大区别，但其思想行为模式完全不同。正是文化塑造了人，文化是揭示发展最深层次的东西。制度对人的集体行动具有重要作用，而制度也是文化的一种类型。在社会经济领域，世界各国从外在条件看，都有可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实际却是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差异都可以从独特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源。这种根源，其实就是“文化基因”。 　　文化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约束，它对人的影响进而对发展的影响是广泛、持久和深层次的。它的巨大历史惯性赋予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以鲜明的个性特点，包括经济模式、政治形态、社会体制等。 　　毛泽东说过：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有其长处和特点。曾经在哈佛大学执教的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他在研究中华民族的族群个案时得出一个结论：汉族是上天选择的优良一族。 　　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5000多年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正因为如此，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20多种文明，几乎全部中断了，中国是唯一保持历史文明连续性的国家，长期保持了文化的独特性。这种连续性、独特性是中华文化具有创造力、自我更新能力的表现。 　　90多年来，特别是30多年来，我们正是利用这种优势，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可以说，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当代中国快速发展的深层动因。 　　中国道路的探索也是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 　　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也是文化发展模式的探索。探索中国道路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这种融合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通过融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毫无疑问，中国道路的出现丰富了人类发展道路，具有划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