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悲剧因素.docVIP

摘要悲剧的定义出现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诗人莎士比亚的最高成就是“悲剧”，而并不是“诗”，这两个现象为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契机：悲剧的“诗”性价值何在？该文以《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例，重新认识悲剧的“诗”性价值，正在于悲剧的“自明性”与“反性”所构筑的“政治教育性质”之中，它不仅仅是为读者提供审美的娱乐，而是要实现其政治教育“成人之美”的功用。关键词悲剧亚里士多德罗密欧与朱丽叶莎士比亚诗 Poetry”在形式上的不对等中文传统，以单字“诗”来翻译英语单词“Poetry”，但从其各自所包含的内容来看，似乎有很大的不同：仅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来看，也能发现其中的巨大差异。《诗学》原题为：“Poetics”，而其中竟然主要谈论的是“Tragedy”（悲剧）。在中文习惯中，当我们谈到“诗”的时候，很难把戏剧也划到研究的范畴中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大谈特谈“悲剧”问题，却以“诗”来命名，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文学现象。无独有偶，被称为诗人的莎士比亚，最有名，影响力最大的也是“Tragedy”这种戏剧形式，其十四行诗的影响力，与其戏剧作品的影响力比起来，似乎要小得多。于此得出结论，“Po－etry”在西方文明中应该包括“Tragedy”这种文学形式。但若真是如此，把“Poetry”与中文“诗”对应起来，就显得是翻译中的一个十分重大的失误，因为，中文“诗”就算把戏剧包含在内，也只是占很小的一个部分，大部分的作品与戏剧没有多大关系的。英文“Poetry”其占主导地位的是戏剧的文学样式，而中文“诗”占主导地位的却并不是戏剧的文学样式。寻找新词来重新翻译这个单词，以及其相对应的学问体系，以博得形式上与西方文明的相似，似乎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形式上的不相同，并不意味着实质内容的不一致，因此，在改变约定俗成的翻译之前，理应从形式与实质两个方面来分析，以把握住实质性的要核。 （二）英文Poetry的真正意义 1、亚里士多德书名的翻译问题 新近出版的《论诗术中篇义疏》是对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注释性文字。学者刘小枫先生的“中译本前言”详细讲解并分析了英文Poetry的意义：“Poetry来自于希腊语‘poiesis’，这个词语的意项在词典中有近十项：“做、制造、生产、生效、使成为、视为、作诗、取得”（阿威罗伊，7页）。文中主要对台湾王士仪先生把《诗学》改译为“《创作学》”提出了反对，古希腊语专家刘以焕也在自己的专著中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讲到希腊学家左景权先生的一封给罗念生先生的书信，信中提到“：须知希腊短歌的作者，即如造就高超如我国的李白、杜甫，也不会在亚氏心目中，他所论只限于大块文章，谋篇布局精心剪裁的，是否诗体还在其次……”（刘以焕，307页）刘以焕先生也据此认为，应该把《诗学》改译为《创作学》为佳。他亦认为：“‘诗学’一词，在汉语文中指写诗论诗的学问，而所写所论的诗，大多是篇幅不长的古体或近体诗。”（刘以焕，308页）不过，刘小枫先生在《论诗术中篇义疏》（18页）的中译本前言却对这种翻译方法提出了他自己的置疑：（1）poetry一词对应的是古希腊语poiesis，它是poiein（做、作）一词的派生词，但意义却并不相同。（2）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明确讲到了“有体之诗（poiesis）”，并非“大块文章”。也即是说，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Tragedy，其中的语言并不像我们现在理解的戏剧那样，不同的是他所讨论的Tragedy具有一定格律，读来朗朗上口，并易于记诵。这一点在莎士比亚的文词中也能体现出来，他的语句经常被打乱，与我们日常的口头表达差别很大。（3）创作一词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并不常用，只到近世才开始流行起来，与亚里士多德要表达的意思，不相近。2、诗性的实质体现在政治教育性上刘小枫先生并没有只研究完亚里士多德讲稿的翻译就算完成，而是进一步深入地谈到了诗的本质性问题：“总之，《论诗术》明显关乎古希腊的城邦‘诗教’，绝非讨论一般意义上的‘文艺创作’—如今不少学者喜欢从现代所谓‘戏剧学’的角度来绎释《论诗术》，结果不仅非常吃力，而且最终一无所获。如果我们接受把‘诗学’改为‘创作学’的建议，不仅讲稿主要讨论荷马叙事诗和民主时期的肃剧诗（Tragedy）这一文本事实被抹去，亚里士多德在民主之后的时代解释具有政制作用的‘诗’的良苦用心，也随之一并被抹去。”如此看来“，诗”并不是茶余饭后的玩物，而是同“政制”相关联。程志敏先生在《人是一种“政治的动物”？》中提到：“柏拉图早已点明了这层含意，干脆重复强调其‘技艺’这一内涵，他直接用‘政治的技艺’这一表达方法，并说它是要把普通人‘制作’（poiein）成善良的‘公民’，这才是‘真正的政治术和政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术作为一种制作术，也是一种诗学：本来，诗学就是一种广义的政治学（或政治哲学），诗学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