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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生态学的文化启示与人类价值 王岳川 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的诞生于何时呢？学术界尚无定论。 一 生态文化理论的兴起 “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k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而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阐述了动物植物关系演化的系统树，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应该和谐统一：“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生态学是作为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学科而出现的。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现代生态学逐步把人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学关注的核心。”这一说法应是生态理论的滥觞。 一般认为，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旦出现就在世界上迅速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西蒙?C?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罗依克特（William Ruekert）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十五年后的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以其重量级的话语权力，重新阐释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地关注和响应，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逐渐形成，但是还没有学派的纲领和正式理论出版物；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并在学术界引起深度关注与研究，并不断在辩论中走向成熟的体系构架。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生态社会学(Ecosociology)、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深生态学 (Deep ecology)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中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 与其他的西方文论突显形而上理论思辨性不同，生态理论是一种直面人类现实处境的实践理论。生态批评家大都反对雅克?德里达《文字学》：“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文本中心主义看法，坚持认为：语言或文本的存在仅仅是实体世界的文化表征，并不能说明物质世界无足轻重要，文本之外的重要东西多不胜数，怎能说一无所有？贝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宣称一切尺度都是文本尺度，生态诗学则主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种可能性，即某种被称为诗歌的文本尺度可以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最古老的知识：没有大地尺度，我们就不复存在。”生态理论反对当代理论陷入“语言唯心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致力于将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当下困境揭示出来，走出“语言的牢笼”的自我画地为牢，超越语言文本的心造幻影，关注时代的困境。 美国作家莱德菲尔德（James Redfield）在《塞来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中强调：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自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 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400年走上了文化偏执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的严重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如今，西方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