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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5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合法性问题及其中国语境 哈贝马斯的上述让步是意味深长的。尽管他拒绝用集体权利的范畴导出“规范式”的干预，但毕竟承认现存的自由主义模式的法律体系没有能够体现私人自主性与公共自主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势必将基本权利的普遍性误解成抽象的抹平差异，并因此与泰勒一样相信改革法律范式的必要性。这种承认表明了程序并不能成功地完全排除实质性问题。而且，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哈贝马斯式的解决方案，即通过理想化的或“社会化”的个人权利包容集体权利是可疑的。汪晖评论道，形成“理想的交往结构”的先决条件已经包含了对于不同的政治传统和文化价值的实质性判断。程序主义的共识不可能纯粹是程序的。[37] 此外，法理合法性对实质性问题的回避的成功与否，受到起点的公平被认可的程度的制约。例如通常所谓“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在美国，财富和成功的竞技场不存在进入障碍。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与起点的高下不存在高的相关性，甚至被认为根本就不相关。从这种意义上的“美国梦”被广泛接受的程度可以看出法理合法性的成立对起点公平的依赖程度。较为被广泛接受的关于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问题的观点是：这是因为美国没有封建传统，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起点比较公正，机会比较均等，因此美国人普遍接受公平竞争观念而对“反竞争”的各种主义都不感兴趣。[38]从相反的方面来看，如果人民普遍认为起点不公平，就很容易导致“反竞争”的和否定整个社会秩序的倾向。 法理合法性的胜利不难导致一种对形式的错觉，即在程序与技术的平台上，形式已经解决了包括公正在内的一切问题，程序与技术的公正性一旦被认为是绝对的，那么公正性问题本身事实上就死亡了。然而公正性的问题是不会死的。因此，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提出公正性的问题，而在于程序和形式应该如何让人们相信它们基本上践履了它们作为中介所被赋予的职责，这些职责所指向的目标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程序性的。 上述问题对于理解法理合法性在中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自然不无裨益，而且其中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但除了那些一般性问题而外，中国的问题还有其独特的方面。 就哈贝马斯所论及的由于市民社会的结构变化而导致的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而言，中国的情况呈现出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特点。一方面，经济系统在中国不存在“再度政治化”的问题，它本来就是高度政治化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经济活动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被整合到整个政治系统中，在极端情况下连农民在房前屋后种一点自留地都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即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就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经济活动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否则难以理解“ 发展经济是当前最大的政治”之说。因此对于解决合法性危机的问题来说，中国的经济系统所需要的是“非政治化”而不是“再度非政治化”。由此而导致的区别在于，“再度非政治化”有一个曾经非政治化的历史经历可为依凭，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再度非政治化”比之不是“再度”的非政治化所面临的阻力会更小，因为后者所面临的克服政治化社会中形成的积习的问题由于那些积习未曾受到过非政治化的经历的冲击而更为沉重。 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本没有市民社会，因此，如果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做的是重构市民社会，通过非政治化的公共领域结构缓解合法性的压力，中国所需要的则是市民社会的创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要做的是重建建立在主体间交往行为的基础之上的公共领域，使其在社会整合和政治参与及社会批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能为人提供生存意义和自由，能为国家制度提供合法性证明，并对当代国家的合法性状况作出正确的解释。而在中国，在国家和原子式的个人之间缺少哪怕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种受商业化侵蚀以致丧失了其原初意义的公共领域，在国家和个人间存在着巨大的空白区域。这一区域如果保持空白，则个人因以原子式的身份直接面对国家而权益难获保障，而国家也因原子式的个人在争取权益不果时易于采取非制度化的反抗形式而面临风险。故而在中国，公共领域在创发过程中就要伴随着商业化的侵蚀，这是对逐渐成长的公共领域的严峻考验。如果因此而面世的公共领域只是徒具形式而不真正具备公共性，从而并不能在社会整合和政治参与及社会批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那么“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便难以避免，法理合法性亦因此得不到公共领域的重要支持。 实质性问题对法理合法性的挑战在中国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缺乏自然法传统，以理性的证明为前提的程序要获得比实质性结果更高的权威自有一定的困难。 “不患寡而患不均”表明了实质性结果的重要，同时也暗示了即使是对程序的让步也不能排除起点平等的重要性。实质性问题本身是多样化的，实质性问题对法理合法性的挑战因此也是多方面的。这就增加了中国的法理合法性的学习过程的复杂性。对这一点若无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