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名流：不吸毒，不成活.docVIP

晚清名流：不吸毒，不成活 　　鸦片传入中国的时间非常早，相传西汉时，已有罂粟种子通过丝绸之路被引入中原。中国人种植罂粟的确凿记载则是在唐代，一首唐诗写道：“万里客愁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诗中的“米囊花”便是罂粟花。 　　不过，自汉唐以来，中国人只是将罂粟当成观赏性植物或中药材，直至晚清时期，罂粟才被制成可供吸食的大烟，并一下子泛滥开来。 　　从乾隆末年开始，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到嘉庆初年，吸食的人就比较多了。人们“镶竹为管，或磁或银，挑烟于盒，就灯而吸，倚枕侧眠”，抽鸦片成了社会时尚，不到二十年，整个清朝，从士大夫到贩夫走卒，“群起趋之，靡然而不返”。到了光绪初年，有人认为，大清国的人口结构是“妇女居其半，其余老弱居三分之一，吸鸦片者亦三分之一”。这个数目有些夸大，更科学的估算是：20世纪初叶，中国吸食鸦片并成瘾者，达到1300万。 　　为什么短短20年间，鸦片就如瘟疫一样蔓延至整个中国，祸及各个阶层？原因可以归纳出一大堆，但有一点不容回避：在鸦片的社会传播过程中，身为上流阶层的社会名流起了非常坏的示范作用。 　　鸦片从药品变成可供吞云吐雾的时尚消费品，其风始于社会名流。漂亮的姨太太、精美的烟枪、名贵的烟土，成为晚清社会名流标榜其身份与生活品位的标志。从前，社会名流讲究的是“红袖添香”，现在倒好，变成了“姨太太点大烟”。而在这个以抽鸦片为时尚的晚清社会中，所谓的“名流群体”，除了王公大臣、士绅文人、富商大贾，还包括演艺界的名伶。 　　清代的伶人戏子虽然还是被习惯地视为“贱业”，但其中的名伶、名角，就如今日的明星、巨星，实际上已获得了社会名流的地位，过上了高品质生活。当时的梨园名角汪笑侬、马连良等，都染上了鸦片烟瘾。后人描述过汪笑侬吸食鸦片烟的情景，非常生动：每天早晨醒来，汪笑侬都要姨太太先朝他的脸喷几口大烟，身子方能蠕动，然后喝点参汤。姨太太再将点好的烟枪递上去，汪笑侬闭着眼睛抽上十余口，才可以慢慢睁眼说话，起床洗漱，然后再躺下来抽烟。不抽到十筒烟，不能吃早点。所以每逢演戏的时候，戏馆的园主都要向汪笑侬的姨太太送礼，希望她将汪笑侬服侍得舒服一点儿，唱起戏来有精神。 　　艺人抽鸦片抽得最牛皮哄哄的，大概非“小叫天”谭鑫培莫属。某年端午节，慈禧太后高兴，赐宴颐和园，命人召谭鑫培等一班名角人宫演出。其他名角都到了，只有谭鑫培未到。谭鑫培对前来请他入宫的太监说：“现在明诏禁烟，王爷们都在戒烟，我是有瘾的人，不吸足乌烟（即鸦片），再不能够唱戏。”太监回奏太后，太后笑道：“原来不过为了吸烟的事，叫他尽管人宫抽吸就是了。只要他戏唱得好，我还派两个太监替他装烟呢！”谭鑫培大喜过望。此后烟禁虽严，谭鑫培“奉旨吸烟”，再没有人敢来查禁了。自此之后，晚清“谭派”的角儿，几乎没有不抽大烟的，仿佛不抽大烟就够不上“潭派”的范儿似的。 　　谭鑫培的“鸦片范儿”，传给了他徒弟和粉丝；包括梨园名角在内的上流社会人物以抽鸦片为时尚，则会带动整个社会生活风尚的嬗变。晚清人已经发现，民间吸食鸦片烟，都是来自“衣冠士大夫长老之人”的倡导，人们“濡耳染目，靡然耽溺于其事”。在上海，大烟馆林立，风格也是“高大上”，不但深受有身份的社会名流青睐，而且附近的贫苦人都热衷攒钱，然后“必至沪上烟馆一尝风味”。 　　其实，不光是抽鸦片之风，缠足、讨姨太太等社会风尚，都遵循着同样的传播路径：兴起于上流社会，随后引发其他阶层的竞相效仿。 　　在晚清名流的“垂范”之下，鸦片泛滥成灾，这对社会肌体的腐蚀可想而知。鸦片烟瘾一犯，“瘾君子”立即“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不能稍为运动也。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赢奄奄若病夫初起”。晚清中国人被西方列强讥为“东亚病夫”，看来并不冤枉――确实有病。 　　甲午战争，大清国败于日本，也有鸦片的一分“功劳”：在北洋海军提督署所在地――刘公岛，“赌馆、烟馆林立，妓院有七十多家”。水师纪律如此松懈，军官生活这么糜烂，打仗安能不败？战败后，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与旗舰定远舰管带（舰长）刘步蟾自杀，都采用吞鸦片的方式，让人怀疑这两位英雄生前是不是也吸食鸦片。 　　幸亏，传统社会尚有自我矫正、自我拯救的机制。这个自救机制的启动者，还是当时的士绅群体。 　　1906年，清政府终于发布禁烟上谕，提出十年内禁绝鸦片。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一批清醒过来的士绅率先成立了戒烟组织，自发地展开禁烟活动。 　　1873年，曾任大清首位驻外公使的郭嵩焘在家乡湖南成立了“思贤讲合”“禁烟公社”，以期通过讲学唤起士子的是非之心，自觉拒毒，为民表率。他的禁烟思路是“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即先要求官员与士绅禁烟，再带动平民戒毒。 　　1900年，一位江南士绅在无锡县与金匮县订立乡规民约，劝告邑人戒烟，并成立一个“戒烟局”，主持戒烟：除了年老患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