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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重与羁束之间： 论“裁量权收缩”理论在行政不作为认定中的运用 陈璐 乐巍 论文提要：近年来，随着“苏丹红事件“、“三鹿奶粉事件”、“双黄连注射液致人死亡事件”等食品药品安全事故相继爆发，政府职能部门是否负有监管不力之责，应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争论甚嚣尘上，相关问题也成为行政法学界热议的话题。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早在2001年已将怠于履行职责的行为纳入国家赔偿的范畴，但在行政不作为尤其是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领域中，司法审查如何兼顾维护行政主体裁量余地之责，又因应个案的特殊情势，作出合法裁断，判断不作为是否违法是当前行政审判面临的难点问题。“裁量权收缩”又称“裁量权收缩至零”，系德国行政法上的理论，后又为日本、台湾等继受并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是通过对法律规范与相关事实之间关系的判断，约束与量化行政裁量权的范围与限度，直至行政裁量权收缩、减退至零，进而转化为行政主体作为义务的理论。该理论一般适用于要求课予行政主体作为义务的诉讼或者用于确定国家赔偿责任。当前，将“裁量权收缩”理论引入我国对行政不作为尤其是依职权行政不作为的司法审查领域，明晰其构成要件，对于实现裁断过程中应当权衡、考量、判断的因素具体化、类型化有所裨益。 一、“裁量权收缩”理论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基础 既然“裁量权收缩”系用于判定行政主体作为义务的重要理论，而行政主体的作为义务又受到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