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植物园改造生涯.docVIP

溥仪的植物园改造生涯 　　反映溥仪传奇人生的影视作品很多，最著名的当属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 《末代皇帝》。影片的后半部分，英若诚扮演的战犯管理所所长被游街批斗，溥仪感念所长的教诲和帮助，不顾一切地冲上去说：“你们弄错了，我认识这个人，他是好人。”红卫兵昂首问道：“你是谁？”溥仪迟疑片刻，回答：“我是一个园丁。” 　　这是一段意味深长的台词，新时代已彻底改造溥仪的身份，他终于当上渴望已久的普通公民，也体会了人微言轻的无力感。其实这段情节不尽符合史实，1966年，溥仪已结束在植物园的“劳改”，他当时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但他确实始终以园丁身份为荣，香山植物园园丁是他获得特赦后的第一份工作，对他意义非凡。这份工作帮助他抹去小皇帝标签，实现了从战犯到劳动人民的过渡，离开很久以后，他还经常回去伺弄花草，常对人说，植物园是他的家。 　　前一段时间，溥仪在植物园的“家”因长期用作库房引发关注。溥仪当年居住的宿舍仍保持原貌，有市政协委员建议管理单位应尽快腾退旧居，把溥仪在植物园工作时的照片、资料、劳动工具等集中展示，帮助观众了解历史。 　　游览故宫 “我还得买门票？” 　　1959年12月，抚顺战犯管理所召开特赦大会。特赦意味着恢复自由，与家人团聚，台下人人翘首以盼，唯溥仪心绪平淡。一来他认为首批特赦不可能轮到他，二来父母都已去世，妻子也死的死，离婚的离婚，他无所谓“团聚”，亦无所谓“自由”。这一生不是做傀儡，就是做囚犯，“自由”对于他来说是个抽象的概念。然而，当最高人民法院代表念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时，他还是抑制不了激动，当场痛哭失声。在自传 《我的前半生》 中，溥仪写道：“特赦对我说来，就是得到了做人的资格，开始了真正有意义的新生活。” 　　依照周恩来的安排，特赦战犯要先参加一年劳动，培养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感情，再安排正式工作。和溥仪一起获得首批特赦的还有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郑庭笈、周振强等国民党将领，他们去了北京南郊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果木队。栽培果树相比于种麦种稻是比较轻的农活，劳动量和技术含量对于征战半生的将领不在话下，对于“皇帝”来说还是太困难了。一个连衣扣都不会系、戴着七百度近视眼镜的人能干什么？确实是件麻烦事。 　　溥仪自幼喜欢看医书，有一点中医基础，想去医院工作，周恩来觉得溥仪看病万一看出事故，会被人上纲上线。有人建议让溥仪去故宫工作，周恩来说不合适，故宫每天那么多游客，都来看皇上怎么办。 　　周恩来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溥仪在故宫不仅可能影响游览秩序，触景伤情对他个人的情绪也是一种刺激。溥仪在特赦后第一次去故宫，是在沈醉、杜聿明、周振强等人的极力邀请下成行的，大家都希望他当导游。到了门口沈醉跑去买票，人手一张，溥仪接过门票诧异地问：“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众人一时无语。 　　沈醉回忆，溥仪确实如他自己所说，闭着眼睛都能在故宫里找到准确路线，他有时兴致勃勃地给大家讲解，但更多的时候低头不语，怅然若失。“故国不堪回首”，定是勾起许多伤心往事。走进御花园时，游客发现了末代皇帝，纷纷围拢过来，溥仪等人只好结束游览。从那以后，沈醉他们再也不好意思邀请溥仪去故宫。 　　适合溥仪的工作应该劳动量小，又能学到技术和知识，思前想后，周恩来有了计划。1960年春节前，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活动上，周恩来对郭沫若说，打算让溥仪去中科院下属的植物园工作。郭沫若回答：“皇上驾到，当然欢迎。” 　　也许大家不知道我是当过皇帝的 　　北京植物园建立于1955年，位于香山公园和玉泉山之间，环境清幽如世外桃源，今天人们游览香山，植物园仍是必去景点。1960年2月10日，北京市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向溥仪等人宣布了工作安排。2月16日，公民溥仪拿着北京市民政局的介绍信来到植物园报到，两天前他已经按捺不住来“踩过点”，参观了他的宿舍、食堂和工作温室。 　　溥仪被安排住在植物园集体宿舍二排东头的一间屋子，即现在仍然保存完好、改作库房的灰砖房，两名党员工友刘保善和刘宝安与他同住，以便在工作和生活上帮助他。溥仪半天劳动，半天休息，周日可以进城，如需用车，由工友武宝印负责。植物园流传一个笑话：皇帝最安全，有三“保”（保善、宝安、宝印）。 　　初到植物园，溥仪心情忐忑，他在一篇感想中写道：“如果植物园的干部和职工知道了我是谁以后，会不会因为我的历史罪恶，对我产生憎恶和歧视呢？”当发现干部职工都对他特别热情关心，他还默默地想，也许大家还不知道我就是当过皇帝的那个溥仪，只当我是一个新调入的干部吧。 　　溥仪真是想多了。普天之下，谁还不知道宣统那些事儿。他虽然作为公民来到植物园劳动，毕竟还是特殊身份，植物园早就开过全体会议向职工通报，溥仪要来园劳动锻炼，职工要确保他的人身安全，对外不要宣传，要提高警惕，建立登记制度，掌握他的交往对象，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