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你的死亡谁做主？.docVIP

“尊严死”：你的死亡谁做主？ 　　当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是选择忍受心脏按摩、气管插管、心脏电击以及心内注射等等惊心动魄的急救措施“痛苦地”维持生命，还是选择“有尊严”地死去？今年6月，北京市成立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向公众普及和推广使用“生前预嘱”以及“尊严死”的概念，引起社会热议。 　　“生前预嘱”悄然盛行 　　2012年2月2日，张爱萍将军的夫人、93岁高龄的李又兰在家人和301医院的帮助下，实现了有尊严的死。她曾在临终之前写下一份“生前预嘱”夹在日记本里，内容大致是：在我头脑清晰时，写下此“生前预嘱”。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地走完人生的旅程。 　　在李又兰进入弥留之际时，家人、医生选择谨遵其嘱，李又兰在病重昏迷了半日后逝去。她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第一位通过“生前预嘱”方式选择尊严死的中国人。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寻找保持临终尊严、减少死亡痛苦的办法，而“生前预嘱”则被看做是帮助人们实现这种愿望的有效尝试。 　　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告诉记者，“生前预嘱”其实就是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一个文件，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自己需要或不需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以应对随时都可能面临的死亡。 　　早在2006年，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主要创办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等人，就联合一批政府工作人员、医学界和学术界人士组织创办了“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希望通过“生前预嘱”来实现个人对死亡方式的选择。 　　记者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看到，截止到2013年8月8日，已有10597人在该网站注册填写了“生前预嘱”。 　　生命由谁来决定去留？ 　　面对癌症末期的病人，有些患者家属还会坚持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即便治疗的意义不大，他们也要坚持不到最后一分钟不放弃化疗。 　　有的临终病人本人都不愿做最后抢救，但他的子女不想背上“不孝”的包袱，硬把老人塞进了重症加强护理病房的一堆机器中，眼巴巴看着他忍受各种痛苦。还有的家属死活不肯拔管子，因为病人无需自己支付医疗费用，他活着一天就能多领一天的工资。 　　这样的事例在重症加强护理病房可以说天天都在发生，面对一个病情危重、完全不可逆转的、身上插满各种管子维持着生命的患者，管子应不应该拔？生命的尽头到底谁说了算？这些问题常常会使医生和病人家属陷入两难境地。 　　“生前预嘱”所倡导的“尊严死”就旨在解决这一困境，不同于安乐死主动结束病人生命的是，“尊严死”并不提前结束自然人的生命，而是在尊重个人意愿的前提下，不延长自然的生命，让其自然死亡。病人也可以选择用各种医疗手段延长生命，重点是站在病人自身角度，充分尊重他们的个人意愿。 　　其实对于很多医生来说，ICU（急诊室）是医院里他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长期从事急诊工作的清华大学医院副院长王仲告诉记者，ICU可以说是生死最集中的地方，医生每天都会面临到底插管不插管，对病人到底是利是弊的问题。站在医生的角度，救死扶伤是天职，但医学并不是万能的，对于很多明知无法挽救的生命，坚持到最后对病人和家属本身很可能都是痛苦的煎熬。 　　“即使医生不能挽救病人的生命或者无法将病人治愈，也要保证无痛、舒适性的尊严，这并不是人为终结其生命，而是充分尊重其在治疗过程无痛苦、无恐惧的选择，这其实是站在病人的角度去考虑，把病人的意愿放在第一位，因为在生命的末期放弃挽救，选择无痛苦有尊严地死去也是病人的一种权利。”王仲说。 　　是否具有法律效应 　　在“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记者看到，只要“网上填报我的五个愿望”，就能“拥有合法的第一份生前预嘱”。 　　何为“五个愿望”？记者在尝试注册的过程中看到，“五个愿望”分别是指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以及我希望谁来帮助我。每一项之下都有十分细致的内容，它借鉴了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Aging with Dignity提供的名为“五个愿望”的文件。 　　这些文件究竟具不具备法律效应？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教授李显冬告诉记者，除了器官移植在一些地方法律和部门规章有相关规定外，目前我国还没有高层次的，类似于物权法、财产法等狭义的法律来规范“生前预嘱”以及“尊严死”意愿，但是只要是经过公证的遗嘱或者预嘱，其本身就是存在法律效力的。 　　据了解，早在1976年8月，美国加州首先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目前已被35个州接纳，允许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来延长不可治愈患者的临终过程，也就是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自然死亡，但中国目前没有通过“自然死亡法”或任何相关的法律。 　　李显冬说，“‘生前预嘱’目前主要还只是处在民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