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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研究本土化：话语与行动路径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刘海龙 liuhailong@ruc.edu.cn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焦虑 起初我们既不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也不认为它是个难解的问题。 海外华人学者的关注和讨论使我们意识到这确实是个问题。 海外学界已经不认为这是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却突然发现本土化竟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并产生了某种程度的焦虑。 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的第一阶段 1978年，传播学以“新闻学研究的新阶段”的标签正式引进中国。 类似本土化的声音：担心传播研究动摇马列主义新闻理论的主导地位。 1982年，“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十六字方针。 如何批判引进，如何吸收融合，如何自主创造？ 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的第二阶段 1977年施拉姆访问香港中文大学，提出发掘中国传播理论与实践 1978年，香港、台湾：“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 余也鲁：《在中国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性》（1982） 余也鲁：《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1985） 1989年六·四对传播研究的影响 1993年，厦门大学“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从零开始》（1994） 1995年，《现代传播》上王怡红、李彬的质疑 朱立：《中国的传播研究与传播研究的中国化》，《国际新闻界》（1996） 1997年，《华夏传播论》出版 传播研究本土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