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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法哲学视野中的证明对象(下) 　　美国哲学家蒯因曾经说过：“我们只能通过我们的感官而间接地认识外间事物。……然而，即使我们不对感觉材料做任何解释以力求其还原再现，我们发现自己还是要悄悄地瞥视一下自然科学知识。”[27]蒯因这种见解反映了在认识符合事实论中的一个问题：感官的认识即使是再真实，也逃脱不了最终的命运，即感官必然与人的先在的知识体系相融合，由此蕴涵的意义是具有不同知识的个体对事实的认识必然是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在法律中同样如此。记得卡尔拉伦茨在评论菲肯切尔涵摄模式时曾作的论述：“法官凭以涵摄个案的规范大多并非法定规则本身，毋宁是由法官依据法定规则，考量受裁判个案的情况，而形成的规范。”[28]个别法官对于适用于个案的法规范的认识如此不同，他们对于事实的认识同样受对法规范认识不同而相左。由此因“裁判规范”不同而导致法官内心形成的法律事实的不同也是在所难免。 　　在司法过程中，个案生活事实要上升为个案法律事实，其间所经历的认识过程是较为复杂的。笔者曾在另一篇论文中论及，需要寻求事实在法律规范范围内的有效性之合法依据，进而探询在有效性和意义之间的张力。例如一份书证，其首先言说的是社会生活层面上的意义(其中包括主体对规范的认识)，如果要成为法律事实则必须由法官确认其在法律上的意义(采信)，再进而寻求该书证本身在规范框架内对事实证立的有效性，从而成为能够证成法律问题的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