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学家谈临终关怀忙奠不如多看护.docVIP

生死学家谈临终关怀:忙祭奠不如多看护 01 生时，我们追求各种缤纷绚烂的体验，但是否曾经考量过死亡的那一天，希望如何离开？ 我们曾经对死亡讳莫如深，然而如何看待死亡却直接影响着我们如何面对生命的时光。 20世纪百大思想家之一、生死学大师伊丽莎白.罗斯提出应对死亡的五大阶段观：否定与隔离、愤怒、讨价还价、抑郁和接受。让我们更加感性地体味步步紧逼的死亡会对患者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服务于患者及其家属，为他们带去希望、安慰与内心的安宁。 死亡恐惧源自潜意识：被杀想象几率高于善终 当我们回顾往昔，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不论过去或是将来，死亡始终是令人憎恶的话题。临床心理学家认为这个看法合乎情理，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死亡绝不可能和自己沾边儿—— 这大概是对憎恶之情最好的解释。要让世人不自觉地设想自身生命终结的场景可谓匪夷所思，即便真要想到生命的尽头，那也多半是遭到他人恶意攻击的画面。简单而言，在我们的下意识里，我们只会想到被杀身亡，很难想象因为上了年纪而寿终正寝。如此来看，“死亡”一词总与不好的行为相联系，是件令人恐慌的事情，可谓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第二个需要明白的情况是，我们的潜意识难以区分愿望与事实。我们注意到有些凌乱无章的梦境中，两个相悖的理论也能共生并存——它们在梦里合情合理，人们清醒时却觉得难以置信、缺乏逻辑。正如我们在盛怒之下，把潜意识中杀死某人的想法和实际行动相提并论一样。孩子们也因此而难以厘清黑白。 当我们逐渐长大，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想象中那样无所不能，甚至我们最强烈的愿望也不足以将不可能变为可能时，因所爱之人的离世而产生的畏惧与内疚便渐渐消逝。尽管如此，残存的恐惧，在受到强烈刺激时，仍然会向我们袭来。每日，在医院的走廊上，在痛失亲故的人身上，都能看到它的影子。 经年争吵的夫妻，一方辞世时，剩下的一方多半会扯着自己的头发，号啕大哭，后悔得捶胸顿足，痛苦到撕心裂肺。因此，他将更加恐惧自己的死亡，甚至开始相信“因果报应，屡试不爽”的说法——“她的死都怨我，我会有报应，不得好死。 ” 这样的认知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诸多的“陈规旧习”，它们延续了好几个世纪，意在缓解神灵或人的怒气，以此减轻可能来临的惩罚。我想到骨灰、旧衣物、面纱和古时的“哭丧人”，它们无一不是哀痛者在向人们乞求怜悯，处处体现了懊悔、悲伤和愧疚。如果有人伤心欲绝，捶胸揪发，绝食示哀，只是因为他将痛失所爱的原因归咎于自身，试图通过这些举动避免或减少那可以想见的惩罚。 生气与愤怒并不能消减痛苦、羞愧和内疚之情。这悲伤的过程常常伴随着几分气恼。没有人愿意承认对逝者的怒火，这些情绪往往被掩盖或者抑制住了，所以人们的伤痛要么久久不息，要么只能宣泄于他处。但请记得，这些情绪究竟是糟糕抑或可耻，并非交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只要确知情绪背后蕴藏的真正含义，明白这不过是人之常情。为了更好地解释这一点，我还是用儿童为例吧——我们内在都有颗童心。一个年仅五岁的失恃幼儿，既会因妈妈的辞世而自责，又气恼她抛弃了自己，再不能对自己百依百顺。于是，逝者在受到孩子爱慕和渴望的同时，又因为母爱的极度缺失而被他憎恨着，正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切。 之所以举上述例子，是想说明人性本质并未发生变化。死亡依然令人生畏，时时忧惧它的降临，即使我们觉得已经能在许多层面上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可是这种心理仍然普遍存在。 经年累月，人们所改变的，只是对待死亡和垂危者的方式，及治疗临终病人的手段。 02 怎样对待临终病人：直言不讳，还是避而不谈？ 在与医生、驻院牧师和护士交谈时，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病人是否能接受“真相”的担忧。我们最常提到的问题是：“什么真相？”要面对被诊断出患有恶性肿瘤的病人实属不易。一些医生为了避免他们情绪失控，倾向于告诉患者家属，而对他们本人却守口如瓶；一些医生能敏感地觉察出病人的需要，可以巧妙地让病人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时，还能给他们留下几分希望。 那么，什么才是可以接受的方式呢？医生怎样才知道哪些病人想要听实话，哪些病人需要详细的科学解释，又有哪些病人自始至终都想要逃避呢？我们在不具有任何了解患者情况的优势之前，该如何让他们面对这些抉择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答案有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自身面对绝症与死亡的态度和能力。如果这是人生的重大难题，我们又视死亡为可怕的、恐怖的、禁忌的话题，那么在面对病人时，我们根本不可能平静处之，更不能带来任何帮助。我故意说“死亡”二字，尽管我们只需要回答是恶性还是良性的问题即可。但恶性肿瘤就意味着死亡的逼近，而且是死亡中极具破坏性的一种，它会激起各种情感的爆发。如果连医生都没办法从容面对死亡，我们又何以为病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呢？于是，我们只有祈祷病人不要问我们这么可怕的问题。我们顾左右而言他，讲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谈谈外面的天气之类的话题，一个敏感的病人就会接着玩起这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