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生能力和企改革-林毅夫.doc

No. C2001005 2001-05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林毅夫 刘培林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从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就，堪称奇迹。展望未来，中国增长的潜力还很大；反观现实，中国的改革还远远没有获得最后的成功。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中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为急迫和重要的问题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对于国有企业的各种保护将渐次取消。如果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实质性进展，那么，处境会更加艰难。而且还会影响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急迫性与重要性，可以说已经达成广泛的共识。一言以蔽之，国有企业改革一招棋活，则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全盘皆活；而国有企业改革不成功，则整个经济改革的许多方面就会处于被动局面（林毅夫，1999）。 一、引言：提高自生能力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 回顾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我国政府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所下的功夫可说是最大。理论界的讨论、研究也最深入，提出的各种政策建议也最多，从早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到现在的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债转股改革等等，可以说，除了直截了当的私有化尚未实行外，各种可能的改革措施都已经尝试过了。从点上来看，这些改革确实也产生了一些效果，涌现了像长虹、海尔、联想等非常有竞争力的国有企业，但是从面上讲，相当大比例的国有企业处境越来越艰难。有些学者认为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是产权改革还不彻底，预算约束尚未硬化所致。但从东欧和前苏联的经验来看，它们的国有企业都已经私有化了，然而，根据1996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的研究，在这些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情形并未消除，而且还更为恶化，因此，国有企业的问题应该有比产权更为根本的症结。 令人堪忧的是，由于对过去改革不成功的原因认识不清，导致了对未来改革方向的不正确把握。当前许多流行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建议中，表现出了脱离国情、贪大图新求洋的倾向。例如，有的主张认为，中国企业规模小，无力参与国际竞争，所以应该倾力组建大的企业集团；再如，有的政策建议认为，中国的企业技术水平低下，所以应该开发具有国际水平的设备、生产线和工艺技术。这些政策建议的出发点是好的，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有道理，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而且改革以来的诸多方案设计实际上一直受到这种思路的左右。然而到目前为止，实践却一再证明任何脱离国情的国有企业改革措施，都是缘木求鱼。 观察国际上的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对国有企业改革出路的认识。韩国的例子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韩国的企业以私有为主，不少名牌企业规模不可谓不大、设备、技术不可谓不先进，然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却正是这些大企业，韩宝、起亚、大宇的破产，及现代、三星的危机重重，不能不让我们有所反思。与韩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产业、技术结构相对“落后于”韩国的企业，却安然度过了冲击。 总结国内和国际的经验教训，笔者在这里想大声疾呼，“千改革、万改革，提高国有企业自生能力是第一条”。提高国有企业的自生能力是改革成功的第一位的必要条件。预算软约束、政企不分、缺乏自主权、激励不足、效率低下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是由于国有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所诱发出来的内生性表象问题。针对表象问题的改革，必然会产生“压下了葫芦浮起了瓢”的结果，没有国有企业自生能力的提高，就一定没有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成功。 二、要素禀赋结构和企业自生能力 1999年，我在《美国经济评论》撰文，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Lin et al ，1999）。自生能力是根据一个企业的预期利润率来定义的。在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没有外部扶持的条件下，如果能够获得不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率水平的预期利润率，则这个企业就是有自生能力的。这是因为，如果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的预期利润率低于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则不会有人投资于这个企业，这样的企业只有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够生存。 显然，在自由、开放、充分竞争的经济中，一个企业经营、管理的好坏会影响这个 企业实际的利润率水平，这是大家熟悉的。但是在给定正常经营管理的条件下，一个企业的利润率还决定于其产业和技术选择是否得当。 如图1所示，图中的曲线I是生产一个单位的某种产品的各种可能的不同资本和劳动比例的技术所组成的等产量曲线。A点所代表的技术和B点所代表的技术相比，前者劳动较为密集，而后者资本较为密集。图中的CC、C1C1、DD、D1D1则代表几条不同资本和劳动价格之下的等成本线。在两条斜率相同的等成本线中，越接近原点O的，成本越低。等成本线的斜率则代表资本和劳动的价格比。在图中CC线的斜率小于DD线，其意义为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