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投稿：段辫辬.doc

清初学术的两次转变及其思想史意义 投稿：段辫辬 　　清初学术发生过两次转变，一次是学术方向的扭转，即朴学压倒理学，成为趋势；另一次是学术理路的改变，即汉学取代汉宋兼采之学，使经学研究偏离经世致用的传统，走上了纯学术化道路。拙文强调“两次转变”，自有视角、侧重，即认为第一次转变发生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学术思潮之间，属于“推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9页。）；第二次转变则发生在一个学术思潮的内部，属于朴学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阶段。这两次转变虽然时间相隔不长，但对清代学术的影响各有千秋，尤其是第二次转变的思想史意义，过去论述不多，应该予以关注。 　　成因：两次转变的出现背景 　　康熙三十年（1691年）后，第一代国学大师相继凋谢，风雅学坛顿失巅峰，但崇岭叠嶂，别呈景象，颜习斋（元）、阎百诗（若璩）、胡胐明（渭）、毛西河（奇龄）、姚立方（际恒）等，各展姿态，尽显其能，使清初学术运动的内涵发生了新的变化。 　　此前，顾炎武、黄宗羲引领清初学坛，转变风气，开启朴学先河，“考文以通经，通经以致用”是他们共同的治学理路。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叫为学的价值核心。他俩心仪政治，把通经当作正本的手段，致用当作通经的目的，大处上应于救世，小处上应于做人；且悬经为日月，昭明天下，身体力行。因此，朴学思潮揭竿而起时，通经致用观念是主其股肱的。 　　康熙二十一年顾炎武病故，黄宗羲随后而去，他们倡导的通经致用精神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也遇到了挑战：一是以颜元为代表的、注重事功的“习行经济”派，强调“致用”，否定“通经”，认为解决社会问题靠实行实用实效，与通不通经毫无瓜葛；一是以阎若璩、胡渭等为代表的所谓“汉学派”先驱（注：据钱穆所考，“汉学”之名于乾隆之后“始稍稍起”，故用“所谓”一词。），他们通经就是为了通经，只追求学术的精专缜密，考证一字一事，“返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热不解”，必得其果而后止，以祛千古大疑。至于经学对社会政治有何功用，他们并无刻意。后来，由于颜元的弟子李塨为立言而归于考据一途，使重事功、轻通经的治学理路近于沉寂，为通经而通经的纯学术主张反倒凸现出来，成为倾向，并对当时的学术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康熙中叶以后，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具有战斗精神的经世之学，正在向强调通经、重视实证但却拘守、烦琐而复古色彩浓厚的道路上走去”（注：戴逸：《汉学探析》，载《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这一批学者与“清初三大儒”等先导大师相比，“反满意识渐趋泯灭”。虽然他们有别于“做了清朝大官的理学家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而保持了布衣、处士的外观，但实际上已和清朝合作，大多数人是清朝大官僚门下的幕宾食客”（注：戴逸：《汉学探析》，载《清史研究集》第二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就拿阎若璩来说，二十几岁开始，为区区功名奔走，十数年不息，虽未如愿，却攀交了不少官场人物。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阎若璩有幸奉召，喜不自胜，慨叹“野无遗贤”，由衷地为能服役“公事”而高兴。翌年春季，应特科试，阎再次落榜，仍滞留京城，不愿离去。后来在一场关于古代丧礼的口水战中，出了风头，受到詹事府赞善徐乾学的赏识，“延为上客”，一住就是十来年。其间替幕主润笔饰文、校审裁定，乃至孝敬墨宝，一气将自己参与撰写的史著《资治通鉴后编》，署上徐乾学的大名，当作顺水人情奉送（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于是位居《一统志》、《会典》、《明史》三馆总裁的徐大人投桃报李，也让阎若璩谋得了一份差事。 　　康熙二十八年，徐乾学在官场倾轧中失利，“被迫疏请去官回乡”，阎若璩随幕主南归。“两年后，乾学又因招权纳贿事发，再被弹劾夺职”。阎“见颓局已成，难以撑持，毅然与徐氏分手”，重新流落民间。然而，习惯于京城荣华的百诗先生，此时已耐不住清闲寂寞，偶见入仕机遇，便耳热心跳，抛下斯文矜持，来一个长揖及地，叩跪不起。1703年，康熙南巡至淮安府，泊舟江上，传旨召见阎若璩。阎兴冲冲地赶到岸边，发现御舟已拔锚远去。遥望龙驾圣影，他顿足扼腕，悲叹“穷老不遇”。其后为改变窘况，阎“先让长子咏在京中畅春园进献《万寿诗》和所著《四书释地》，接着又敦促阎咏在京郊跪迎出巡归来的皇帝”，效果不彰。同年十一月，他“接到了胤禛（即雍正帝，当时尚未即位）手谕”，不顾重病缠身，“冒死北行”，受到了皇子的礼遇，并被延为宾客，住进王府，“不及三月，病情加剧”，一命呜呼（注：陈祖武：《阎若璩》，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六卷，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55-358页。）。 　　胡渭也是如此。朝廷开馆聘士，他伙同阎若璩、顾祖禹、黄仪等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