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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域下我国 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研究 温美荣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 黑龙江省行政学院 校刊部，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摘 要]社会资本视域下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进行审视，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从内部治理机制上看，民主决策机制难以有效坚持，扭曲了合作社平等合作的原则；激励机制无法得到很好贯彻，影响了剩余索取权作用的发挥；监督约束机制不够健全，普通社员应享有的权利无法保障。从外部治理机制上看，政府职能部门缺位和越位问题同时存在；外部竞争环境有利和不利因素交织一起。以增强社会资本积累为契机，有效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完善的对策在于：着力构筑社会信任体系，为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提供切实保障；不断强化社会规范建设，为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奠定坚实基础；加快建立公民参与网络，为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营造有利环境。[关键词]社会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社会资本视阈下黑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研究》(11D00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二五”时期社会矛盾的复合型化解对策研究》(11BKS040)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迎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统计结果显示，全国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从2007年底的2.6万户激增到2012年6月底的60万户，五年间增长了23倍，创造了世界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史上的奇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飞速发展，不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而且提高了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推动了农民增收。然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数量猛增的同时，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尤其是治理机制缺乏规范、治理效果不够明显等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未来发展。为此，用新的视角对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进行深入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社会资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 在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者将社会资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联系起来。这是因为，一则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研究始终处在不温不火的状态之中；二则社会资本研究的触角尚未深入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这一非热点领域。为此，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进行简要分析，完全能够发现两者之间具有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 （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与发展。“社会资本概念的提出，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90年代中期，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并作为一种方法论来阐释社会和谐、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三位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的诞生、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自社会资本理论兴起以来，众多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定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形成了为数众多的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不可能在学术界获得统一的定论，但是，人们对社会资本核心要素的认识和理解却逐步趋于一致。正如舒勒和巴伦等人所指出的：“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信任和网络被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两个关键内容。其它的词如规范或者义务也经常被提到。但是，这些概念非常笼统，它们的使用也通常带有修辞的意义，以至于它们在社会理论和研究中的发展和应用不能准确地被包含进去，即使以概括的形式。”[2]由此可以明确看出，关系网络、规范和社会信任等这些基本内容已经被普遍认可为是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对布尔迪厄、科尔曼和帕特南三位代表人物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梳理、对比后发现，他们三位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概念分别指向社会资本的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布尔迪厄的社会资本研究起步最早，更多地体现在微观的个人层面，试图阐明个人对社会资本等关系资源的充分利用。科尔曼在布尔迪厄的基础上，将研究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实现了社会资本研究从微观向宏观之间的过渡，他既关注了社会结构资源对个人实现其行动目标的有益作用，又突出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促进集体行动的巨大帮助。帕特南后来居上，站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看待社会资本，将研究的视角放在更为宏观的民主治理的层面，深入考察社会资本对于制度绩效和制度成功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出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公共精神影响着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这一重要论断。可以说，上述三位代表人物对社会资本的深入研究，为后人另辟蹊径探索诸多政治经济现象提供了崭新的理论框架， （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的主要内容。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无论属于哪种类型都无法回避治理问题，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同样如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后，尽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步入了依法规范的轨道，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