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docVIP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国文学“走出去” 　　摘 要：《西厢记》熊式一译本和许渊冲译本各有千秋，但熊译在英美文化系统中的接受度更高，已经“经典化”。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造成这种接受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熊译虽然语言维上的适应度低于许译，然而充分考虑了读者需求，适应了一战后英国文化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同时借助了外国出版社在本土的优势。因此，为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我们要时刻关注目的语读者的审美需求，选择具有世界性和当下性的文本，充分考虑译入语文化系统中的诗学传统，采取最适合译文语言形式的方法保留文本的文化特色。同时，加强与国外出版机构的合作也会为译本提供更为成熟的传播渠道和宣传手段。 　　关键词：《西厢记》英译 中国文学“走出去” 生态翻译学 　　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瑰宝，文辞优美华丽，情节曲折动人，不仅受到中国读者的珍视，也吸引了国外学者和大众的目光，多种英译本纷纷出现。熊式一先生最早于1935年出版了《西厢记》全译本，许渊冲教授于1992年出版了四本十六折译本，2000年出版了二十折全译本。目前国内对《西厢记》英译的研究集中在许译，从不同视角分析许渊冲教授的翻译策略和许译的艺术成就，如党争胜曾评价许译“大胆又不失精确地进行了第二次创作……音韵优美，语言雅致，丝毫不逊于汉语原作”[1]（P91-92）。然而笔者发现，熊译和许译虽各有千秋，但两译本进入英美文化系统后，生存状况却不尽相同，熊译的接受度更高，已经“经典化”。探索两译本接受差异的原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影响中国文化走出去各种因素的了解。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入手，不局限于语言或文化意义转换的单一层面，而是关注两译者对源语和译语环境的多维度适应。 　　一、生态翻译学概要 　　在生态翻译学中，翻译被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2]（P65）。这里的“翻译生态环境”不是指“语境”，而是比“语境”内涵更丰富的“原文、源语和译语所呈现出的世界，是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2]（P65-66）。因此生态翻译学关注的是影响翻译活动的各个因素之间的关联互动及其整体性。 　　在这种注重整体/关联的生态理性下，生态翻译学主张译者在翻译时要遵循“多维整合”的原则，在翻译生态环境的多个层面、多个维度进行适应，并依此选择是否翻译以及如何翻译，选择的标准则是“汰弱留强”。同时，评判译文也不能只关注翻译是否忠于“原文”或是否迎合“读者”，不能局限于语言或文化的单一考量，而要评判“译者产生译文时，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等多维度适应和继而依此并照顾到其他翻译生态环境因素的适应性选择程度的总和”，即“整合适应选择度”[3]（P109）。这样一来，语言、文化、交际和读者等诸多因素在译者翻译和事后评译时都被纳入考虑范围。只有“整合适应选择度”最高的作品，才能生存、长存。 　　二、译者在语言维的适应与选择 　　“译者对语言维（即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是在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进行的”[4]（P8）。《西厢记》讲究遣词造句，语言婉转华丽，文辞优美。全剧唱词曲调严格，韵律和谐，宾白大量借用民间俗语，生动活泼，饶有趣味。金圣叹评道：“《西厢记》写事，曾无一笔不雅驯……曾无一笔不透脱。”如何在英译中再现这种雅驯透脱的语言魅力对译者是极大的挑战。熊式一先生将唱词和说白均译为散文，许渊冲先生将唱词全译为韵文，将说白译为散文，也就是说，两译者在唱词的音韵转换方面选择了不同的翻译策略。 　　例（1）：第一本 第一折 《惊艳》 　　兰麝香仍在， 　　佩环声渐远。 　　东风摇曳垂杨线， 　　游丝牵惹桃花片， 　　珠帘掩映芙蓉面。 　　熊式一译文： 　　Her fragrance， like that of the lily and the musk， is still here， 　　While the tinkling sound of her jade ornaments becomes gradually more remote. 　　The branches of the weeping willow are tossed by the east wind， 　　And to the gossamer threads， the petals of the flowers of the peach tree adhere. 　　Behind the beaded curtain there seems to be revealed her face as brilliant as the hibiscus flower[5]（P14）. 　　许渊冲译文： 　　The musk’s and lil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