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黄宗羲教育思想.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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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教育思想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从事教育活动,培育了清代浙东学派,提出了具有近代色彩的民主教育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发生了重要影响。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黄宗羲(1610一1695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梨洲先生。浙江绍兴府余姚县黄竹浦(今浙江余姚市明伟乡)人。 黄宗羲17岁便担负起了教育两个弟弟的责任。即使在抗清武装斗争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学,教授历算、乐律等知识。康熙二年(1663年)四月,他应石门吕留良之邀,设馆于吕氏祖居友芳园梅花阁,教授吕留良的子侄及其友好子弟,历时4年;康熙六年九月,他与姜希辙等重新恢复绍兴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同张应鳌等“共主教事”。在黄宗羲的教育实践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两次: 一是康熙七年(1668年)三月,在宁波创建并主讲证人书院,前后长达8年,培养学生有姓名可考者60余人,其中高足18位,奠定了清代浙东学派的基础,培育了主张经世致用和擅长史学的学术风格。 二是康熙十五年(1676年)二月,应邀到海宁主持讲席,历时5年,培养学生20余人,对清初浙西学术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康熙二十八年,黄宗羲已80高龄,仍还兴致勃勃,“会讲于(余姚)姚江书院”。黄宗羲讲学时间之长,成就学生之多,足以表明他是当时一位大教育家。 在坚持讲学活动的同时,黄宗羲还积极开展学术研究,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明夷待访录》的撰写和《明儒学案》的编著。前者成书于康熙二年。在书中,他猛烈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集中阐发了民主启蒙思想,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著名论点,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被称为是“一部划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想专著”。后者编成于康熙十五年以后,共62卷,对明朝270多年的儒学,尤其是王学的发展演变状况,作了全面系统的总结,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术思想史专著。 黄宗羲的著作甚丰,共有112种,约有1300卷,2000万字。现流传下来的计有55种,1077卷。前人编有《梨洲遗著汇刊》,今人编有《黄梨洲文集》和《黄·宗羲全集》。主要教育著作有《明夷待访录》中《学校》、《取士上》、《取士下》三篇,以及《留别海昌同学序》、《广师说》、《续师说》等。 二、“公其非是于学校”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应具有培养人才改进社会风俗的职能,而且还应该议论国家政事,“公其非是于学校”,这是他对于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独特贡献,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 “公其非是于学校”思想的基本精神,在于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改变国家政事之是非标准由天子一人决断的专制局面。这是对中国古代关于学校职能理论的创新,反映了他要求国家决策民主化的强烈愿望。这种性质的学校,究其实已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议会相近。可以说,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也是近代议会思想的萌芽。这样,学校集讲学和议政于一身,既是培养人才,传递学术文化的机构,又是监督政府,议论政事利弊的场所。黄宗羲的上述思想,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反对封建教育起了启蒙作用。 三、“取士八法” 在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与取士制度紧密相联。取士制度对于人才考核的具体内容、方式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学校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因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紧接着《学校篇》之后,专设《取士》上、下两篇,集中论述了取士问题。 黄宗羲他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的危害,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科举盛而学术衰”。士人在富贵利禄的引诱下,以研读时文为获取名利的捷径,而摒弃经、史、古文以及兵、农、礼、乐等“切于民生日用”之学,造成了学术的衰落。 第二,“举一先生以废百”。科举驱使士人在学习内容上局限于时文,而且在思想上也邛艮以一先生之言,非是则为离经畔道”。士人为自己的“仕宦之途”计,当然不敢标新立异,而唯“一先生之言”是从。结果扼杀士人独立思考,禁锢他们自由思想。 第三,“陷溺人心”,败坏学风。科举制度使士人“富贵熏心”,读书求学,只不过是获得功名禄位的一种手段。一旦侥幸登第,便认为目的已达,“读书之事毕矣”。同时士人为了获取功名禄位,竟以“偷窃为工夫,浮词为堂奥”,摹仿、盲从之学风盛行。黄宗羲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不仅切中时弊,而且站在经世致用,要求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高度,这就使他的批判具有时代精神,超越了他的先辈。 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改革取士制度。黄宗羲提出了8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即所谓“取士八法”。其主要内容是: 1.科举之法 科举制度经过改革,仍可作为选拔人才的主要方法。可以效仿朱熹的建议,考试分为经、子、史、时务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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