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商海，看上海.docVIP

PAGE PAGE 10 观商海，看上海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宿命。 　　 上海从来就不是那种中国古代传统重镇――政治中心或军事据点。按照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张仲礼的说法，上海的诞生更接近于西方世界诸多名城――无论是马赛、曼彻斯特还是热那亚、威尼斯，都是靠港靠水，都是由商而兴、因商立市。 　　 上海，浮在商海之上。 　　 这样的宿命，在21世纪，正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考验。 　　 　　握着长弓的左手 　　 　　 截至2014年10月底，外商在上海累计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84家，其中亚太区总部24家，投资性公司295家，研发中心379家。 　　 如果把时间拨到170年前，开埠不久的上海在“吸引外商”方面也不比今天逊色。由于清王朝对外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全国对外贸易的港口仅限于广州，而等到上海一开埠，外国商行纷纷由广州迁至上海，许多新的洋行也不断设立起来。1843年底，仁记洋行、颠地洋行、怡和洋行就在黄浦江畔筹建洋行楼房。到了1844年，上海就有英美洋行11家，这一数字在10年后增加到120家。 　　 其实，上海的商业中心地位在开埠以前就已确立。 　　 “上海”这个词，最初来自一条名叫“上海浦”的河名，北宋天圣元年以前设“上海县”、南宋设上海镇（今十六铺附近）、元代设上海县，都同上海港商贸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在鸦片战争前夕，上海港货物吞吐量居全国首位，赫然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 　　 万里长江，与中国海岸线的弧形砰然相交――谁都能看出这里是中国的枢机。对着全世界张弓搭箭，上海，正是握着长弓的左手。 　　 鸦片战争后，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于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新式商业崛起，万商云集，百货荟萃。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跃升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华洋杂处，商贾辐辏。即便经历战乱和动荡年代，上海的商业依旧有声有色，整座城市充满活力。 　　 大量满载洋货的外轮纷纷停靠上海，1844年上海进口商船的货值50多万英镑，上海进口的货物占到全国总额12.5%;到了1861年就升至1200多万英镑，占比接近九成。此时的上海代替广州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1931年，上海港跃居世界港口第七位。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应运而生，主要集中在上海县城以外的北市租界地区，以丝茶、洋货为主。 　　 上海原有的商业市场，主要集中在上海旧县城内，大东门、小东门和南门一带最为繁华。随着城厢居民的增加和船码头逐渐向十六铺发展，商业市面也相继向小东门内三牌楼、四牌楼、方浜路及城隍庙等地延伸。与此同时，租界商业迅猛发展，上海的商业中心也逐渐北移到租界。租界原是上海县城外的“荒野之地”，租界当局在市政、公用事业设施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到了20世纪初，西式马路已纵横交错。 　　 租界的商业繁荣对上海旧城区的商业资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如上海著名的绸布业“三大祥”（宝大祥、协大祥、信大祥），原都开设在小东门一带，后来纷纷迁入租界营业。著名的吴良才眼镜店，原名澄明斋珠宝玉器店，开设在南市方浜路，20世纪初为扩大营业也在南京路开设总店。就连一些外地商号，也都想方设法到上海租界占一席之地。如天津的盛锡福帽店、苏州的采芝斋食品店等。 　　 根据《上海商业史》记载，20世纪初上海租界内最为活跃的商业是洋杂货、五金煤铁机器和洋布。此外，报关、出入口货行、保险等行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当时上海对外贸易活动中形成新的商业网络。 　　 值得注意的是，租界在战乱时期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孤岛”时期的上海商业依旧繁盛，归功于英美法租界未被日寇占领，租界内的商品流通不受限制，有“自由商业市”之称。当时，南市、闸北、虹口等沦陷区的许多华人店号相继迁入租界或到租界开设分店，在租界避难的富户也纷纷在此投资办厂开店。 　　 　　只要精彩就有喝彩 　　 　　 饶有意味的是，上海作为繁荣的商业之都，虽然有沪商，却从未形成像晋帮、徽帮、浙帮、闽帮和粤帮那样的中国传统商帮。 　　 在上海商学院原院长方名山看来，这可能因为上海县原本就是移民县城的缘故。早在明代，就有许多徽商、晋商等内地商人旅居上海。清代上海县城云集的商人来自五湖四海，本地籍的上海商人仅占20%，可见上海早在开埠前就已是“海纳百川”了。 　　 1843年开埠以后，各国商人纷至沓来，外商在19世纪60-70年代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对外贸易、江海航运和金融;稍后出现买办商人，清政府在上海举办洋务企业形成了近代官商，成为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企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本土的民营工商资本家大量涌现。 　　 就像一个张灯结彩的大舞台，主角频频变换，戏文一出接着一出，只要精彩就有喝彩，身份和出处并不是最重要的。 　　 开埠后，各地商帮汇聚上海，在上海市内商业、钱庄和埠际贸易中各显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