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生婆”这行不容易.docVIP

“接生婆”这行不容易 　　1973年元宵佳节，妈妈的大肚子痛起来了。爹赶忙跑到郑宅上街路（浙江浦江），请接生婆郑仙钗来接生。妈妈一时没有把妹妹生下来，接生婆就在我家等候。当晚，在钱柜上临时铺了一张床，我和接生婆睡在一起。因为怕生，我像僵尸一样，直挺挺地躺着，一动也不敢动，久久难以成寐。 　　小时候，农家妇女大多在家里生产，请接生婆上门助产。干接生这行真不容易。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天气，只要哪家产妇要生了，接生婆接到召唤，就要马上动身，经常是半夜或凌晨被叫醒，匆匆往产妇家里赶。 　　到了产妇家里，得一直守在旁边，寸步不离，直到孩子出生。如果遇到难产，甚至要守上几天几夜。也有的接生婆还没有赶到，孩子就已经生下了。 　　接生婆用热水将刚出生的孩子洗干净，穿上早就准备好的婴儿衣服，裹上尿布，再用红绸带包好，放在产妇的身边，就算大功告成了。 　　接生婆洗完手之后，主人会递上一碗红糖水，一碗长寿面，里面还放有两三个鸡蛋，以示感谢。 　　有人为了省钱，连接生婆也不请，由婆婆或者隔壁大妈帮助接生。我的一位堂哥，就是我奶奶接生的。 　　婴儿出生以后，用剪刀将连接母婴的脐带剪断。如果剪刀没有消毒或者消毒不彻底，婴儿容易得破伤风，在三至七天内发病死亡，又叫三日风、七日风、脐带风。 　　临近三村的产妇都喜欢请郑仙钗来接生，其中有一个缘故，因为跟一般的农村老太婆相比，她是护士出身。 　　新中国成立初期，郑仙钗的丈夫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药剂师。当时有一个政策，卫生系统医务人员的家属可以参加培训。于是，她进了杭州的一所卫校，学习护士，兼学接生。 　　1956年，郑仙钗经过一年半的专业学习，与7个护士一起分配到杭州九溪疗养院。 　　当时，疗养院里有7个医生，25个护士。作为护士，样样护理工作都要做。 　　1959年，听到郑仙钗要下放到金华汤溪的消息，她的父母坚决反对。因为她家的成分是地主，人人避之不及，连亲戚也不相往来。原先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已经去参军了，只剩爷娘两个，孤零零的，要求她回到老家。那时候，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头禅“工人工人，不及农民一根田塍”，她便从杭州回到浦江。 　　郑仙钗的丈夫是郑家坞公社后葛村人，于是她就到郑家坞公社卫生院上班。当时的卫生院只有5个人，她的职责是挂号、配药，还要接生，月工资17元。等到1966年“文革”开始，她因家庭成分问题，被卫生院一脚踢出，回到郑宅上街路的老房子，开始职业接生婆的生涯。 　　郑仙钗不仅会接生，还会检查和治疗。她给孕妇检查胎位正不正，7个月以后，用手摸，也用听筒听。如果胎位不正的话，她有一个药方，孕妇吃上三帖中药，三天以后再来检查，胎位就正了。这个药方据说是一位内蒙古的名医送给她的，十分灵验。 　　当时，大多数产妇要求在家生育，请郑仙钗上门服务；也有到郑仙钗家待产的，有时楼上楼下都住满了孕妇。有一天，她居然接生了5个婴儿，早晨1个，傍晚1个，夜里3个，忙得不亦乐乎。 　　生育的最大风险是难产。顺产的婴儿都是头先出来，而有的婴儿是脚先出来，就要考验接生婆的经验和水平了。 　　这时，郑仙钗将手伸进产妇的阴道里，把另一只弯曲的脚慢慢拉直，慢慢拉出来，然后拉一只手，再拉另一只手，最后要托一下婴儿的下巴，头部才能生出来。有时候，发现婴儿的脖子上绕了几圈脐带，需要转动婴儿的身体，让缠绕的脐带松开以后，再生下来。 　　有一次，郑仙钗给冷水塘沿村的一个产妇接生。等到婴儿生下了，发现脐带断了，而胎盘还留在产妇体内。胎盘一旦吸上去，产妇就有生命危险，吓得她脸色铁青，赶紧把手伸进产妇的阴道里，很快摸到胎盘，慢慢地拉出来，才松了一口气。 　　如果碰到产妇大出血，只能送县人民医院抢救。我的一位堂房伯母就是因为产后大出血，不治身亡；一位堂房嫂嫂也是产后大出血，后来用救护车送到县人民医院，才死里逃生。 　　20世纪70年代，上门接生的费用是一元五角钱，外加两三个煮熟的鸡蛋；在家接生的，也是一元五角钱，鸡蛋就没有了，当时在医院生产也是这个费用。 　　有的穷苦人家连这一元五角钱也付不出，只好把布票卖掉，再来付钱，至于那两三个鸡蛋也是从隔壁邻舍借来的。 　　护士出身的郑仙钗忙着给乡亲们接生，抢了其他接生婆的生意，于是，有人到公社去举报，说她的户口在郑家坞公社，不在郑宅公社。好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多数人家还是请她接生。 　　忙碌的郑仙钗也抢了卫生院的生意，她无辜被戴上“黑接生”的帽子，被人举报而受审查，幸亏女婿是镇干部，她才免受上学习班之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农家妇女纷纷到医院的妇产科生产，农村接生婆这个行当逐渐成为历史。 　　可随着经济的发展，离家打工的外地人也越来越多，因此常常会发生一些离奇的接生事件。 　　有一个收破烂的安徽人，人称“黑坦”，住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