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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南迁对东晋乐舞的影响 　　【摘要】西晋末年北方连绵的战争，造成了中国南北分割的局面，大批士族跟随司马氏集团南渡长江，建立了东晋，并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特殊的政治模式――门阀政治。随着士族的南迁，南北文化在江东地区产生了碰撞与交融，“吴歌”“西曲”的诞生，玄学的发展，佛教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东晋乐舞的走势，它带着独特的士族文化烙印，为随后而至的南北朝及隋唐时期乐舞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士族南迁东晋乐舞影响 　　魏晋南北朝，中国历史上大分裂、大混乱的时代，获得一时繁荣的西晋，在经历过“八王之乱”、“五胡乱华”和“永嘉之乱”后，政权摇摇欲坠。长期的战乱让洛阳周围的黄河流域受到严重的经济破坏，使得人民群众饱受战争的摧残，然而与战争相伴而来的天灾，更加速瓦解了原本就动荡不安的社会秩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司马氏集团带领的大批士族南渡长江前往江东。此次的南迁大致分为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两条路线，其社会阶层也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上层阶级为西晋皇室成员及洛阳的士大夫；而中层阶级是当时南迁中人数众多的阶层，多为北方士族；下层阶级则为低等士族和普通庶民。东晋则是北方上层阶级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南迁活动前后横跨了整个东晋王朝，在东晋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南迁人口达到近百万。此后，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也随之跟着南迁，在使传统文化得以保存的同时，又能延续和传播下去，在南迁的大部队中，不乏有生活在较为发达地区的人们，他们都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生产技术也相对完善，他们的南迁虽然与本地士族在各个方面有所冲突，但在调和中更多的是促使着南北文化进一步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影响了当时江东地区的艺术进程，也影响着东晋乐舞的发展方向，其意义深远且重大。 　　一、清商乐舞的盛行 　　自西晋末年的战乱开始，长江以北的中原地区先后由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长期统治着，而南迁到江东一带建立政权的东晋王朝，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则获得了一时的偏安。西晋时期主要的乐舞形式“清商乐”一部分传入了当时的凉州地区，并与龟兹乐相融合，形成了中西结合的乐舞――“西凉乐”，然而另一部分便随着东晋政权的南迁流传到了江东地区，极大的影响了长江流域汉族民间歌舞。 　　《南吏?循吏列传》中记载了东晋之后南朝刘宋时民间歌舞的盛况：“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随着司马氏集团的南迁，长江流域的经济有了极大的提高，经济的稳定、文化的繁荣、艺术的盛行，让当地的汉族民间乐舞不仅出现了兴盛的景象，并且也有了新的发展。“江南吴歌”与“荆楚西声”的出现便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当北方地区的乐舞与南方地区的汉族歌舞相结合，便产生了这一新的乐舞形式。《旧唐书?志第九?音乐志》曾记载道：“永嘉之乱，五都沦覆，遗声旧制，散落江左。……人谣国俗，亦世有新声。”“吴歌”和“西曲”都是以其发源地而得名。 　　“吴歌”产生于当时的首都建康及周边的其它地区，流传于长江下游。《晋书?乐志》记载：“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已来，稍有增广。……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西曲”则是产生于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一带，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乐府诗集》中有记载“西曲歌出于荆、郢、樊、邓（荆指今湖北荆州、郢指今湖北钟祥、樊指今湖北襄阳、邓指今河南邓州）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故依其方俗，而谓之西曲。”严格的从时间上来说，“吴歌”大部分产生于东晋和南朝刘宋时期，而“西曲”则是大部分产生于南朝时期。 　　“吴歌”和“西曲”基本分为歌曲和舞曲两大类，“吴歌”以歌曲为主，也有部分歌舞，就舞曲而言“西曲”比“吴歌”的数量要多。但其内容比较局限，作品大部分是以爱情为题材，反映男女之间的情感，仅有一小部分是描述关于当时社会的现实内容，因出自民间，内容中更多的包含了许多淳朴的真情实感。《子夜四时歌》的春歌中写道“阿那曜姿舞，逶迤唱新歌。翠衣发华洛，回情一见过。”描述了一位载歌载舞的少女情窦初开的质朴情怀。“吴歌”和“西曲”的情真意切、清新自然之美便成为了那个时代独有的美学特色。 　　“吴歌”和“西曲”的风格大多婉丽、悱恻、比较纤柔绮丽，这与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有很大关联。在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他们甚至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然而残酷的战争以及政治上的大起大落，让士族们对现实产生了绝望，他们渴望寻求心理的慰籍，如何及时的把玩当下？成为上流人士所热衷的事情。乐舞，便是当时世家大族和富豪们所沉迷的一项活动，他们不仅观赏乐舞、品评乐舞、还创作乐舞。东晋时期的名士谢尚就曾在当时丞相王导府中表演过《鸲鹆舞》，《晋书?谢尚传》记载道：“便著衣帻而舞，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旁若无人。”《鸲鹆舞赋》中也描述了谢尚表演《鸲鹆舞》的场景：“谢尚以小节不拘，曲艺可俯，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