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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中日关系需要大智慧 　　8月15日，中国北海舰队的7艘舰艇驶离青岛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参加中俄海上联合-2015（Ⅱ）军事演习。尽管本次军演的日程年初即已商定，但由于前一天“安倍谈话”不合时宜地宣扬了1905年日本打败沙俄之于亚洲历史的正面影响，北京首度联袂派遣水面舰艇、两栖战部队和固定翼战机赴日本海海空域参与联合军演一事，就更具象征意义。在中日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接触”常态化的背景下，这也是对5月中国新国防白皮书中“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方针的呼应。 　　无独有偶，日本自卫队8月下旬～9月上旬将在美国加州与美军联合演练“夺回离岛”。而在东京7月公布的《防卫白皮书》中，出现了“中国公务船进入尖阁诸岛（钓鱼岛）周边已呈常态化倾向”等字句，日方据此认为“（中国）持续采取可称为高压的举措，令人对其今后的方向性感到担忧”。7月15日，日本众议院特委会通过了对11项现行法案进行修订的新《安保法案》，为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军事行动铺平了道路。 　　显然，继2012年钓鱼岛“国有化”风波和2013年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之后，中日安全关系在2015年再度多云转阴。从7月中旬日本国家安保局长谷内正太郎访华的效果看，尽管两国领导人对继续强化政治沟通和外交接触并无异议，但过去“制热”效果显著的外交和经济手段已逐渐无法抵消安全领域的压力。日本争当“正常国家”的长期目标与安倍巩固自身权位的操作相结合，已在防务政策上找到了“输出终端”。对此，中国该如何应对？ 中国国力上升的巨大幅厦，终会使日万“拆东墙补西墙”的军力重整因跟不上节奏而主动放弃无望的竞逐。 　　应该说，中日关系的纠葛使普通中国人、甚至一些研究者倾向于放大日本的意义。在警惕日本和借重日本的自我心理暗示下，一些日方政策的影响被显著放大，并产生复杂的涟漪效应;同时，中日之间的互动（如拟于今夏签署旨在避免东海偶发性冲突的“海上联络机制”协议）又被视为旨在牵制美国的亚洲政策调整，而使得形势愈发微妙。 　　但从中长期来看，中国国力上升的巨大幅度，终会使日方“拆东墙补西墙”的军力重整因跟不上节奏而主动放弃无望的竞逐，转而寻求新的战略框架设定;届时中日两国深化双边关系的意愿和力度，不仅取决于外部因素（1970年代以降长约20年的中日蜜月期，诱因之一是苏联这一共同对手，之二则是尼克松改善中美关系对日本的刺激），还与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引导和形塑能力有关。仅就当前而言，中日关系正呈现外交缓和与安全对垒“双轨化”的趋势，亟需以高级别的接触来控制分歧。 “正常国家”的误区 　　新安保法案在众议院“过堂”后，前日本驻华海军武官小原凡司对香港媒体表示：“和平宪法某种意义上也是孤立宪法，导致国人什么都不想……日本现在试图修改安保法制，并不是要把中国当作敌人，而是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来调整相应的法制。”这类解释尽管较为委婉，但都指向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具备与经济规模相匹配的政治影响力和安全行动能力的全球大国―的愿景。 　　自1990年代以来，“正常国家化”成为日本自民党的长期目标，具体构成包括：更充分的防务和外交政策主动性，以及谋求在国际组织内的更大话语权;手段则以对内扩充和修正安保体制、对外输出经济和文化资源为重心。安倍在8?14纪念谈话中公开宣称，日本愿“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比以往更大的贡献”，即是上述目标的反映。 　　然而从构成要件上看，日本政治家对“正常国家”的理解明显失于偏狭。就物质力量而言，日本与安理会五常之间的确已不存在差距，但它严重缺乏积累世界性权势所需的区域政治根基。从人口规模和地理位置判断，成长为“正常国家”的日本必须首先在亚洲树立旗帜，但在东北亚与日本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中韩两国，恰恰和东京存在严重的情感疏离及政治分歧。即使不论反省历史的态度，日本在地区经济和安全一体化、防务政策、修宪倾向等问题上，与中韩的沟通和协调也相当不足。这使得中韩很难确信日本的意图是可靠的、建设性的。缺少了中韩两国的信任和支持，日本即使能依靠经济援助在东南亚获得一定影响力，基础仍是不稳固的。就此而言，东京在“入常”之争中的优势远不及德国和印度来得明显。而在全球层面，日本在气候问题、粮食安全等较新的议题上表现平淡，却汲汲于伸张军事权利和安保诉求，显然无助于迅速建立正面、积极的形象。 　　另一方面，美国的亚洲战略对东京外交政策的捆绑，也使得日本的制度设计和能力养成受到局限。如小原凡司所言，在着手修正安保体制之前，日本对真正定位于自身的安全需求考虑甚少。东京的政治体制和外交决策流程长期以来饱受诟病，但由于美国的存在，日本对内改革的决心不足，在应对新问题和新挑战时依旧只能对华盛顿亦步亦趋。甚至连新安保体制最倚仗的自卫队，也因为美国的诱导和限制，发展极不均衡―在美国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