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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12]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这一时期的文人多才多艺，善属文，能书画，晓音律，将诸种巧艺集于一身的，在当时并非罕见。嵇康就是其中一人。 　　嵇康（223―262年），字叔夜，魏末著名的思想家、诗人与音乐家。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封建社会秩序经过东汉末年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而一度遭到破坏之后。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人民流离失所，痛苦不堪。在思想上，以五经博士为代表的汉儒正统思想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已无法维持其统治的地位，统治阶级纷纷对它重新估价，并寻求为新的门阀士族服务的思想武器“清谈玄学”来代替它。 　　嵇康就是玄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曹氏拥有实权的时候，以曹魏宗室的关系做过中散大夫的官职。司马氏掌权以后，他以反对派的姿态与阮藉、向秀、山涛、刘伶、阮咸、王戎等人号称“竹林七贤”，避居曹魏宗室聚居的河北山阳，与司马氏相对抗。在众人之中，嵇康对司马氏的攻击尤为激烈，因而被司马氏所杀害。 　　在我国音乐美学发展历程中，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堪称一篇奇文。此文首次创造性地提出“音声之作”只有善与不善（即好或不好，犹今日言美与不美）之分，而这种善与不善、美与不美完全在于自然音声是否和谐，在于对音乐创作中音声相和规律掌握的程度，而与人的情感无关。这种认识既是对以《礼记?乐记》为代表的儒家乐教观的反动，也迥异于当时“闻乐好哀”的时风，可谓发前人之未发。嵇康为什么要提出声无哀乐的问题，这一命题在艺术走向自觉的过程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本文试对这些问题作出自己的解说。 　　《声无哀乐论》一文以假想的秦客（儒家乐教观的代表）与东野主人（代指作者本人）问答论辩的形式，研讨了“声”与“情”的关系。儒家的乐教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社会政治的“治”与“乱”，个人情感上的“哀思”或“安乐”，都可“表于金石”、“形于管弦”。这样讲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是儒家由此将音乐引向了“识声而知政”和“移风易俗”的方向，着重其客观的认知价值和伦理价值，完全湮没了音乐的审美属性。嵇康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夫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音声之作，其犹臭味在于天地之间，其善与不善，虽遭浊乱，其体自若而无变也。岂以爱憎易操，哀乐改度哉！在嵇康看来，音乐和自然中的音声一样源于天地宇宙，是天地之间阴阳之气陶铄的结果。所以，音乐之“体”（本体）是自然而非社会的，是天籁而非人为的，它有自身的独立性，既不依附于人的主观情感，也和社会治乱之政无关，这些认识是嵇康音乐美学的核心。对此，嵇康从多方面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论述。“自然之和”：音乐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之美声的哀乐问题，是魏晋玄学讨论的一个热点。《世说新语?文学》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只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南齐书?王僧虔传》引录王的《诫子书》也说：“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如客至之有设也。”嵇康对这些问题，都有深刻的见解。惟其如此，他能敏感洞察到“养生”与“声之哀乐”之间的内在联系。 　　嵇康的《养生论》强调：“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故修形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体气和平”，养生贵在养神，而养神的关键又在于超越生活中的爱憎忧喜，在精神上达到“和平”的境界，但实现这种追求谈何容易？嵇康所处的时代，仕途险恶，政治黑暗，他自己又“性烈而才俊”（《晋书?嵇康传》），丝毫也不掩饰对世俗礼法的厌恶。他“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宣称“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对其时炙手可热的司马氏集团明显表现出不合作的态度。他从内心鄙薄功名富贵，认为“世之难得者，非财也，非荣也，患意之不足耳”（《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但当时何处能寻找到一片心灵的净土？较之其后陶渊明“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闲足自适的生活相比，他在此在的现实中有着太多的拘束，只能在形而上的思辨精神空间中追寻飞翔，音乐自然成为他的最爱。“余少好音声，长而玩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限，而此不倦。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琴赋?序》）音乐可以陶冶人的精神，调和人的情感，使人再困苦也不感到苦闷。这和他所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赠秀才入军》）一样，致力于在音乐的天地中畅游，使心至玄远之境，实现“泊然无感，体气和平”的愿望。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