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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近代西北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逐步解体，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科举制培养出来的传统封建士人，仍然固守着封建社会，不思改革。他们面临从未遇到过的社会变局，不知所措，无法担起“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使命。因此近代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努力摆脱封建主义的束缚，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追求中国的近代化。他们不断发展壮大，在社会的不同领域中发挥出了重大的作用，有利的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发展与变迁。 　　甘宁青地区地处中国西北内陆，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均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甘宁青地区也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种种改革，然而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一直发展较为缓慢，明显落后于东部的沿海各省。近代以来，伴随着教育改革，尤其是科举制的变革直至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建立，甘宁青地区亦出现一批知识分子，虽然这部分知识分子在数量上、规模上、先进性上，与东部沿海各省无法相比；但是他们对于甘宁青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变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清朝末年西北地区的教育改革是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产生的直接原因。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决定废止八股文。光绪二十八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所谓的壬寅学制。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全国推行。光绪三十一年，延续了1500年的科举制被废除。同时，“清政府大力兴办新学，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学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它的废除意味着读书和做官之间已没有必然的联系了。从而断绝了传统知识分子“科举人仕”的道路，促进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分化转变。另一方面，科举制废除以后，知识分子进入新式学堂研习新学，这样新式学堂教育也得以迅速发展。因此，清政府实施的教育改革措施为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传统士人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和科举制度的培养下形成的。在近代的社会剧变中，传统士人开始逐步分化，一部分向近代转型，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近代教育的多样化也造就了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所以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的来源包括：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传统士人、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 　　甘宁青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之后，他们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促进甘宁青社会的发展，改变甘宁青地区落后的社会状况。这些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他们不再像传统士人一样对传统经籍热衷和执着，而是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并开始了新的追求。 　　光绪二十一年春，正值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甘肃的举人同各省举人一样，云集北京应试。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后，“举国哗然”，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潮转变为维新运动的标志。甘肃举人不顾清廷“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积极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并且甘肃举人还单独起草了一份《甘肃举人呈请政府废除马关条约文》。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体现了甘肃知识分子爱国御侮的赤诚之心，成为西北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使得维新思想在西北地区得到传播。 　　1919年，北平爆发五四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提倡的科学、自由、民主精神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远及闭塞落后的甘宁青。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年，兰州各学校学生自主起来集会、游行，抵制日货。7月，西宁高等小学堂与青海蒙番学校的小学生上街宣传一“誓死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8月，甘肃省教育会长牛载坤等人在兰州创办正本书社，出售《新青年》等新思潮刊物。1922年4月，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等六校（次年，华英中学加入）的学生代表在省教育会开会，成立“甘肃中学以上学生联合会”，宗旨为“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改良社会，拥护国权”。5月7日，各校学生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要求“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号召抵制日货，洗雪国耻。在宁夏，1919年夏秋，在北平、天津读书的甘肃学生暑假返乡途径宁夏，在平罗、宁夏城、中卫、固原等地举行演讲会、报告会，介绍平、津、沪地区五四运动的情况。1923年，宁夏五中、八师两学校，先后聘请北京大学毕业生陈春刚和唐筱周任教。在这些青年进步教师的宣传和影响下，五四运动的革命意义和新思想、新文化，在宁夏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 　　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在促进甘宁青经济近代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留学生出省以后，感受到了大城市先进的经济生活，思想也有了新的变化，感到甘宁青与其